1950年章士钊为曾任国民党工作的好友向毛主席请求工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呢？
1963年冬夜，北京的风割面一样凌厉。散步归来时，毛泽东忽然对身旁的章含之说：“欠你父亲的一笔钱，该还了。”短短一句，把章含之听得一愣——那是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旧事。
往回追，线索落在1920年。那年春天，毛泽东为赴法勤工俭学和湖南的青年运动四处筹款，手头已是山穷水尽。上海外白渡桥附近的一间报馆里，章士钊听完他的困境，当即四处联络，凑出2万元银元，悉数递到他面前。这笔钱对当时正在摸索道路的年轻人而言，无异雪中送炭，也让两人之间的情谊扎下根。

再往前一点，缘分的火花其实早已点燃。1919年前后，北京讲堂里，新文化运动的热潮正炽。章士钊做完一场演讲，看见台下一个身材颀长、神情专注的湖南学生，问身边人那是谁，答曰“毛润之”。演讲刚散，他便直奔杨昌济家，连外套都没脱就劝好友：“把令爱配给毛润之，错不了。”这一冲动的举动，催成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事，也让“老章”在毛泽东心里添上一笔厚重分量。
革命年代的资金周转，常靠私人情谊。筹款得手后，毛泽东转战长沙、上海，再赴广州，终在1921年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对那笔银元，他常挂在嘴边。1944年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仍提到“昔年章君所助二万元，至今未忘”。记忆之深，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年事已高，眼见往昔友人多已散落各处。1950年春，他忽接到老同学李傥的来信。李傥出生于1884年，早年留学日本、德国，曾在国民政府财政系统任职。1948年回到湖南，随和平起义队伍放下旧装。他在信里自称“六十六岁，妻孥再累，愿效馀年之力”，请章士钊转呈毛泽东，求得一职继续报国。
章士钊把李傥的信同自己的荐函一起送往中南海。5月24日，毛泽东在信上批道：“章士钊只荐一人，似宜用之。”又补几句：“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可，给以工作。”周恩来阅后，很快批示中南军政委员会办理。数月后，李傥出现在武汉，担任参事室参事。多年官场经验派上用场，他协助整理工商法规，直至1955年离职返乡，算是向新政权交了一份诚意答卷。

那封求职信之外，章士钊自己从不为私事张口。可毛泽东记得旧账。1963年春节前后，他交代办公厅，每年正月初二，从个人稿费中取2000元送到章府，说是“还债”，同时叮嘱不要声张。章士钊起初执意退回，自感当年“代募经费”本非己出，无功受禄实属不安。几番推让无果，只得收下，却托女儿带话：若主席真要相还，愿折作公费，救济寒士。毛泽东听后，只淡淡一句：“先顾好他的日子。”

一年又一年，“债务”清偿至第十个年头。1972年，毛泽东又加上一句：“利息也要补。”那时，他已风烛渐近，依旧惦记老友的起居冷暖。次年7月1日，章士钊在上海病逝。噩耗传来，毛泽东神情肃穆，派人送去花圈，上书“学界硕彦”。
不久，有关部门在总结统战工作时，把李傥等人的安置列为范例：既看过去，更重当下表现；既要政治考量，也尊重个人才学。回望章士钊与毛泽东的半世纪交往，从讲堂一瞥到千里筹款，从促成婚姻到荐人入仕，再到晚年的“偿债”，一桩桩、一件件，勾勒出那个时代独有的友情维度——情义之中有担当，政治之外见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