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到现在还在争中医西医，国人真是自绝于世界。

这句话出自 1934 年 8 月 5 日傅斯年发表在《大公报》“星期论文” 栏目的《所谓国医》一文，文章一登出来，立刻在国内炸了锅，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中西医大论战，这场论战也被视作科玄论战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延伸。

能说出这么重的话，不是傅斯年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他十几年留洋生涯里，一点点刻进骨子里的认知。

1920 年，傅斯年拿到山东省官费资助，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留学，主攻实验心理学与生理学，系统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也完整学习了西方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微菌学等核心学科。

1923 年傅斯年转赴德国柏灵大学深造，继续研习生理学、比较语言学与历史学，这段时间里，他亲眼见证西方医学靠着成体系的科学方法，解决了诸多临床难题，再回头看国内中医依托五行六气、脉气论这些缺乏实证的理论行医，傅斯年对中医的否定态度愈发坚定。

1926 年傅斯年学成归国，先后任职于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成了五四之后国内科学主义思潮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

陈独秀曾说：“只有德先生与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这句话也是傅斯年一生践行的准则，这种对科学的绝对信奉，让傅斯年对中医的抵触，几乎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在傅斯年眼里，连自己身体性命的事都拎不清科学常识，更别说其他关乎国家民族的大事了。

在《所谓国医》一文中，傅斯年直言，中西医之争是当时中国最可耻可恨的事，这件事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无遗，也证明了国内四十年新式教育的彻底失败。傅斯年把国人信奉中医的原因归为三点，一是用错了地方的爱国心，二是头脑不清醒、对死生大事毫无主见，三是科学常识教育的缺失。

他还在文中明确表态，自己宁死不请教中医，否则便对不住所受的教育，同时呼吁政府对中医采取逐步废止的政策。

这话一出，等于直接捅了中医界的马蜂窝。1934 年 8 月 13 日，署名赵寒松的作者在《大公报》发表《评傅孟真〈所谓国医〉》，指责傅斯年以外行身份妄议精深的中医学，是感情用事的不当言论，同时从中医六气说的角度，为中医的理论体系做了辩护。

8 月 18 日，代表天津中医公会的陈泽东，也在《大公报》发文驳斥傅斯年的观点，从中医数千年的历史实践出发，论证中医存在的合理性。

面对这些针锋相对的驳斥，傅斯年半分没松口。因为《大公报》“星期论文” 是轮流写稿的制度，下次轮到他要等十周之后，傅斯年便转而在自己参与创办的《独立评论》上发文回应，这场论战也随之转移了阵地。

后续还有署名志云的读者、实验语音学学者刘学濬先后发文，和傅斯年展开辩论，这场论战前前后后持续了近一年，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注。

全国中医公会还专门在南京开了紧急会议，联名向国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保护中医，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焦易堂、行政院长汪精卫，也分别站在了中医和西医两方，这场论战从单纯的学术争论，一路延伸到了国家医疗政策的制定层面。

这场吵了近一年的论战，最终也没能分出个绝对的胜负。

1935 年国民政府卫生部专门开了医学政策研讨会，邀请傅斯年与中西医代表共同参会讨论，最终并没有采纳傅斯年废止中医的主张，1936 年国民政府还颁布了《中医条例》，正式明确了中医的法律地位。

而傅斯年晚年对中医的态度，也慢慢趋于温和，1940 年傅斯年患上严重胃病，西医治疗效果不佳时，他虽仍坚持不看中医，却也在和友人的书信里承认，中医的经验方济未必全是虚妄。

直到今天，关于中西医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止，没人能说清这场跨越近百年的讨论，最终会走向怎样的终点，也没人能预判中医的现代化之路，会以怎样的方式铺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