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季长达七个月没有去中南海表演，毛主席关心地问他：怎么这么久没来了呢？
1956年10月的一个清冷早晨，北京东四胡同的树叶沙沙作响。二十二岁的马树槐夹着刚领到的《人民日报》快步走向广播说唱团，这是他正式成为党员后第一次亮相，心里像擂鼓。
他在北京长大，1934年出生，原名马树槐。父亲早逝，他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生活。黄城根小学放学后，常随同学吴常坤钻进西单启明茶社，蹲在板凳上听常连安、刘宝瑞抖包袱。茶社里茶汤袅袅，观众笑声此起彼伏，那股子烟火味儿把少年紧紧拴住。
生活逼得人快熟。十三岁开始当学徒，搬纸扛箱。后来进了王府井新华书店做营业员，白天摆书，夜里琢磨台词。书店每逢周末开联欢会，他和同事张俊岑顶着台灯说段子，才发现小小书摊竟是一座隐形的舞台。

1955年，市里办职工曲艺大赛，他俩凭《找舅舅》拿了头名。评委席上坐着侯宝林。老先生一句话定音：“这孩子有点意思，让我带吧。”艺名也当场拍板，“就叫马季，短，响亮，一叫就记住”。从此师徒名正言顺。
侯宝林的教学怪招不少：白天拉着徒弟听评剧、看话剧，晚上背报纸社论。理由简单——“相声演员是杂货铺，啥都得懂”。马季心领神会，把新词儿、行话、顺口溜统统塞进小本子，日后成了创作的富矿。

1963年春，中宣部一纸通知下来：各团体轮流下乡。广播说唱团抽到山东文登。条件艰苦，夜里点汽灯，白天一辆破自行车赶场子。马季和搭档干脆住进农家，白吃粗粮、白喝井水，却收获了一箩筐素材。《画像》《跳大神》《黑斑病》就这么磨出来。
时间一晃七个月。北方入冬的那天，团部电报催他返京——中南海要听相声。回到北京，一身土气的马季直接被引到丰泽园。毛泽东坐在藤椅上，抬头打量半晌，笑问一句：“这么长时间你咋没来？”这句半调侃半关切，屋里气氛顿时活络。

马季上前一步答：“下乡收获不少，想给主席献点新活。”说罢打开折扇，连演三个短段子，句句是田间地头捡来的俏皮话。毛主席频频点头，末了评价：“还是下去好！人味儿足。”一句肯定，让台下工作人员暗暗松气。
之后几年风云变幻，马季记住了“人味儿”二字。作品里农民口音、矿工笑料不断出现。《装小嘴》《拔牙》《宇宙牌香烟》一出，电台收听率猛涨。听众说，这些段子不像高高在上，更像隔壁老街大哥聊天。
1984年，他随团赴香港演出，侯宝林临行前只丢下一句：“我那几段你随便挑，别让观众跑了。”师父的放权，是传承也是考验。马季在湾仔礼堂一连说了八场，掌声盖过粤语流行歌，报纸用“京腔里的时代味”做标题。

1987年仲夏，他来到长沙铁道学院礼堂。台下座椅塞不下观众，走廊里架起折凳。两小时里，马季黑长衫、白折扇，快问快答，包袱翻飞。记者万明挤进后台，第一句话是：“您怎么从农村说到太空，还让大家听得懂？”马季抿嘴一笑：“先把人听得进去，再说别的。”
岁月推人向前，但那辆文登乡间的旧自行车、毛主席的那句轻问，总搅在马季心里。创作脚底若离土，笑声就发干。这条道理他守了一辈子，也让相声在喧嚣年代里留住了烟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