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戴着脚镣坚持到底的英勇战士，开国大典前毛主席亲见问：你难道不担心我会把你忘了吗？
1959年4月，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第一次在珠江南岸搭起白篷。傍晚，微雨初停，时任广州市长的朱光站在简易展厅门口，雨水顺着斗笠檐滴落。他望着灯火映出的江面，忽然想起二十四年前自己脚上那副沉重的镣铐，心里一阵发笑：世界真是会转弯的。
广西博白，1917年的腊月，他还是个爱写小楷、画水墨的塾馆少年。长辈常念“理学宗师朱熹”，让朱家子弟谨守诗书礼法。可新式学堂带来的《新青年》和《向导》更让他着迷，课堂间隙，他把列宁画像贴进课本，给同学解释“无产阶级”三个字的拼音写法。老师王力摇头，又忍不住夸他字写得遒劲。

1928年夏夜，上海弄堂闷热。他在“艺术剧社”排练哑剧《五卅》，幕布后藏着印刷机，散发着油墨和铅字的味道。那一年，他接上了党中央联络，决定奔赴鄂豫皖苏区。同行的有人劝：“会写会画在大城市混多好，何必去山沟？”他说：“山沟里也需要戏台。”
红四方面军里，朱光的头衔是政治部秘书长，其实天天写标语、抄军歌、画行军地图。一张纸一支笔，让战士们懂得“为什么打仗”。1935年小河口会议，他公开对张国焘的南下计划提出异议，一句话顶撞了最高指挥，当晚就被押进临时囚车。脚镣冰冷，他仍在铁环上刻下一行小字：“一支笔也能走路”。
长征进入草地，饥饿困顿，押送他的警卫用草根喂马，顺手往朱光碗里丢一把。他笑道：“这叫同甘共苦。”彝族同胞帮红军修栈道时需要图纸，张国焘想起那位“会画地图的囚犯”，脚镣没拆，纸笔却送来了。就这样，他拖着锁链完成了西征路线草图，也把自己的性命画了回来。

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朱光获释并恢复党籍，被调往延安中央宣传部。延河畔窑洞里，他与丁玲、贺敬之策划街头剧；晚上点灯写脚本，白天教战士排演《炭矿夫》。1938年的一个雨夜，他在抗大礼堂主演《血祭上海》，台下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鼓掌良久。散场时毛拍他肩膀：“小朱，这出戏有火候，得让老百姓听得懂。”一句话决定了他之后的方向——文艺为战斗服务。
1949年9月，北平秋风劲。朱光奉命进京参加新政协会议，夜归途中在中南海走廊撞见毛主席。领袖披件旧风衣，笑着问：“不怕我把你忘喽？”朱光答：“南方等着我呢。”毛随手写下“到南方去，把南方的事办好”，墨香未干，厚纸递到他手中。这一页宣纸后来被朱光裱在广州府衙办公室里，一字不敢改。

10月中旬，解放军华南进城，广州电力短缺、自来水混浊，市面仍留大量外币。朱光接任副市长三天内跑遍发电厂、疏浚站与屠宰场，先解决“灯、饭、路、税”四件小事。有意思的是，他把旧戏班改成临时夜校，让工人学识字，顺带推广新的计量制度——算盘与工尺谱都派上了用场。试想一下，一位曾经的剧社导演，此刻正在机械车间教工人写“千瓦”。
1952年夏天广州出现霍乱苗头，朱光穿着解放鞋下码头监督消毒。有记者问他为何不坐轿车，他挥挥手：“车留给医生。”三个月后疫情消散，市民自发送来一面“笔墨亦钢枪”的锦旗。主政十一年，朱光的廉洁几乎成了广州茶楼里的谈资：出差只带一件蓝布衫，办公桌抽屉里除了钢笔就是账本。

进入1960年，他被调回北京，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出国代表团需要书法作品，他提笔写《木棉颂》，把南国热烈之风带到东欧展览馆。1965年再赴安徽，肩负恢复因洪灾受损的地方工业。那年他五十九岁，仍坚持骑自行车下厂房勘查，一天能记满三页田字格笔记。
1969年2月深夜，朱光因突发心脏病离世，终年六十三岁。身后留下的物品被清点：两枚毛主席题字的印章、一叠广州市政手稿、以及当年铁镣的断扣。工作人员准备保存实物时发现，那枚断扣上还刻着六个小字——“一支笔也能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