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李达因不满当面找毛主席，气愤表示要直言，毛主席回应：“你到底想做什么？”
1956年6月18日凌晨三点，东湖宾馆外的湖面还笼着薄雾。警卫忽然接到电话：武汉大学老校长李达的车正朝别墅驶来。大多数人只知道这位拄拐的老人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编者，很少注意到他曾两次在生死线上救过刘伯承，也带着大部队在大别山摸黑翻山越岭。此刻，他不顾夜色，坚持要见毛泽东，说是“有要紧事”。
毛泽东刚批完文件，听警卫汇报，挥手道：“让他进来。”灯光里，两位头发花白的老朋友隔着几步相视。毛泽东笑着开腔：“鹤鸣兄，好久不见。”李达没寒暄，径直把拐杖往地上一顿：“主席，今天得让我单刀直入。”一句话把屋里气氛拉得紧绷，警卫悄悄关上门。
事情源自鄂城县街头的一条红旗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标语挂出来三天，公社干部兴奋得连夜开会，可李达心里没底。他走访了三处试验田，地里土壤瘠薄，亩产翻倍需要投入的种子、肥料、劳力根本没影儿，他担心一句口号变成乡亲们沉重的担子。

李达摊开随身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写着产量、降水、化肥配比，一看就是课堂式的严谨。毛泽东却先问了句闲话：“你路上还好？车颠不颠？”李达回道：“主席，咱们别兜圈子。”他指着数字：“夸大式宣传会鼓励冒进，成果一旦兑现不了，群众就会泄气。”话说到这份上，毛泽东不以为忤，只把烟灰弹进烟缸：“口号不是算术表，它是冲锋号。可冲锋号也得吹得准。”
屋里沉默片刻。毛泽东转身在地图上圈出几个省份，江西、湖南、安徽的红色标记明显。“这些地方丘陵多，人少地多，潜力大。与鄂城比，不具可比性。要让不同地区各显身手，就得先把胆子撑开。”他用手指敲图板，“鼓励是第一步，后面还要有人盯着指标，验证数据，你李达就是合适人。”
李达没立即回应，他想起1939年周恩来在重庆写信邀他去延安时的那句笑谈——“给你准备了一碗饭”。延安的窑洞里讨论理论、修改教材的日子像在眼前。他明白毛泽东看重自己那股较真劲，也明白动员口号确实能让沉闷的田野起浪。但作为学者，他害怕数字游戏。

气氛再次沉寂。毛泽东忽然轻声说：“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主观能动性要靠话语激活，但方法要靠你们这些教书匠研究。”李达抬头，眼镜片下闪着光：“那我就提两条限定：一，必须分区试点，不搞一刀切；二，成绩和问题同时上报，不能盖着问题过节。”毛泽东点头：“记下，马上发电报给省里。”
争论到这里，剑拔弩张的味道散了。李达扶着桌角站起来，掏出口袋里的小瓷瓶，把常备的风湿药片倒进水里。毛泽东略带打趣：“你这老毛病，还是跟延安潮湿的窑洞学的。”李达笑了笑：“潮湿的，可是实打实写出来的书。”
清晨五点，天色泛白。李达出了东湖宾馆，湖面雾气散尽，远处船篷影影绰绰。随行秘书低声问他是否放心了，他摆摆手：“放心？要真放心，还得下田去看。”简单一句，像是给自己下了军令状。

几天后，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转到鄂城，要求把“多大胆”口号调整为试验示范用语，同时增派农业技术员到场监测。地方干部一听，压力大了，却也没怨言——领导既给了打气鼓劲，也划了红线。
此事没在报纸上掀起动静，却在干部圈子迅速传开。有人说毛主席有魄力，有人敬李达较真，也有人感叹两种思路并行才稳。正因为这样，第一次五年计划的收官年里，并未因一条过火标语出现大规模浮夸，数据基本踩在可验证区间内。李达后来谈起那晚，只抛下一句：“胆子可以大，脚得量好。”这话不算豪言，却道破天机——动员喊得再响，土壤里的磷钾含量才决定最后一捆稻谷的重量。

1960年春，他在长沙讲授《政治经济学》时，学生问他怎么看待“大产”口号。李达停顿几秒，说道：“口号像鼓点，让队伍迈步。可真正走远，还要靠鞋底的钉子。”讲台下一片寂静，几位参加过鄂城试验的年轻技术员会心地笑了。
那一年，毛泽东已开始深入南方各省调研，强调实事求是。文件里保留了鼓励性表述，却加注试验、分区、核算等字样。历史的细节往往就藏在这种字里行间的调节里，而那场凌晨的交锋，无声地推动了政策的刹车与油门协同。
李达晚年回忆录里没有洋洋洒洒的抒情，只简简单单写了一行批注：“言多质疑，利在求真。”有人翻到这页，感慨学者的锋芒并未被岁月磨平。或许正因为有这些锋芒，一句激昂的标语才没有脱离泥土，反而落在长江两岸的稻谷上，结出实实在在的籽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