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左宗棠（1812—1885），核心在于看待他作为晚清封建政权的忠臣与中华民族的英雄这双重身份的交织。

他一生功过分明，既有收复国土、推动近代化的盖世之功，也难以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1）民族英雄的千秋功绩

力排众议收复新疆，是左宗棠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19世纪70年代，边疆危机深重，在李鸿章等“海防派”主张放弃新疆时，他力主“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1876年，63岁高龄的他抬棺西征，仅用一年多便收复除伊犁外的新疆全境，粉碎了英俄的肢解图谋。

新中国成立后，王震将军也给出了高度评价：“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

而且，他还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及求是堂艺局，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之父”。在西北建立兰州制造局等近代工业，为收复新疆提供了坚实的装备保障。

除此之外，他还在西北组织屯田、兴修水利，并大力改善生态，沿途广植柳树，留下了“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佳话，被后人尊称为“左公柳”。

他一生廉洁奉公，为官数十年却“内无余帛，外无赢财”。

2）时代与阶级的历史局限

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是其阶级属性决定的。作为清廷重臣，他参与镇压农民起义，这是他维护封建统治、无法摆脱的“过”。

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是他评价中最复杂的部分。虽有史料提及他在这场民族冲突中力求宽严相济、严禁滥杀，但作为统治者，其行动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是他作为封建官僚无法抹去的历史烙印。

另外，他的现代化视野基本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层面，终极理想仍是维护腐朽的清王朝，未能触及根本的制度变革。

3）功大于过的历史定论

总体而言，左宗棠的功绩是主要的，远远超过其过失。他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保卫了约占现有版图六分之一的广袤国土，此为泽被后世的民族大义。

梁启超誉其为“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后人“功过七三开”的评价也基本反映了民心与历史的选择。

左宗棠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历史巨人。他的历史功绩已融入我们今天的国家版图，而他的局限也警醒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