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大学，教授是妥妥的高收入群体。李大钊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兼教授，月薪近300银元。放在当时，这足够养活四五十口人，住大宅、坐洋车，过得十分阔绰。
然而，蔡元培校长却不得不特批了一条“奇怪”的规定：发薪时，必须先把李大钊的一部分薪水扣下，直接交给他的夫人赵纫兰。
原来，李大钊的工资大部分都“消失”了：党初创时经费紧张，他每月捐出80元作为活动经费；看到穷学生交不起学费，他大笔一挥就做担保；遇上工人罢工、同乡遭难，他更是倾囊相助。
结果就是，每到月底，李夫人常为买米下锅发愁。而李大钊自己，常年穿着褪色的布袍子，中午不回家，就着白开水啃大饼或窝头。有人劝他注意营养，他回答：“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时下国难当头，众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局面，怎忍只图个人享受？”
1927年，李大钊英勇就义。当人们走进他家，发现屋里仅剩1块银元，家徒四壁。这位“富”教授，把一切都留给了他所深爱的“青春之中国”。
李大钊不是没有能力让自己过得好，而是主动选择了让更多人过得好。这种“牺牲”的自觉，是他人格中最闪光的点。
反观某些“为富不仁”者，他们的问题不在于“富”，而在于“不仁”，即缺乏对社会、对他人基本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他们拥有巨大的资源，却只用来巩固自己的小圈子，对更大的疾苦视而不见。
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富而有仁”的企业家和普通人。他们积极纳税、创造就业、投身公益，他们同样是社会的脊梁。我们不能因为一部分人的“不仁”，就否定所有财富创造者的价值。
李大钊先生那面“镜子”，确实照出了某些人灵魂中的“小”来。他用自己的选择证明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价值，从不取决于他拥有多少，而取决于他愿意为他人、为更伟大的事业付出多少。
一个永恒的命题就是，当一个人拥有了巨大的能量，财富、权力、知识都达到了时，他究竟应该用它来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