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冀察纵队政委刘道生发现，司令员郭天民瞒着军区首长聂荣臻，将一万多本该复员的老兵，悄悄的留下了。
1946年初，基于对“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极高期望，上级下达了精兵简政的指示。晋察冀军区为了向全国展现停止内战的诚意，军区首长聂荣臻下达了极为严格、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急躁的复员命令。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晋察冀军区竟然一口气复员了近十万之众。
这十万人可绝非普通的散兵游勇，他们几乎全是在抗日战争的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百战老兵。很多端着轻机枪扫射过日寇的班长、排长，脱下那身满是硝烟味的旧军装，领了几块大洋、两尺粗布，背着薄薄的铺盖卷，就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深爱着的部队。当时很多建制部队直接被撤销番号，连排级干部降级去当普通班长，主力部队的规模被大幅度压缩。大家从上到下都以为，以后真的要放下枪杆子，靠选票去搞政治建设了。
但冀察纵队司令员郭天民压根不信国民党那一套和平说辞。
郭天民是一员什么样的将领？那是从红军时期就一路浴血杀出来的铁血猛将，打起仗来雷厉风行，防守阵地更是坚如磐石，在军中有着“郭铜墙”的赫赫威名。这种在枪林弹雨里泡透了的战将，对战场有着极度敏锐的嗅觉。
他每天死死盯着军事地图，看着对面国民党军队的频繁调动，越看后脊背越发凉。对方根本没有任何刀枪入库的意思，反而在不停地抢占战略要点、囤积物资，可谓磨刀霍霍。郭天民私下里直拍桌子：蒋介石要是真有心搞和平，太阳都能打西边出来！这仗迟早还得打，而且一打绝对是极其残酷的大仗！
既然早晚要打仗，真到了战场上靠谁去拼命？肯定得靠这些见过血、听过密集枪炮声的老兵。新兵上了战场，遇到炮火连天很容易发懵，连枪栓都不一定拉得顺畅。老兵才是整支部队的灵魂，是真正的主心骨。把这些百战老兵全部放回家种地，等真打起来的时候，难道让大家拿着大刀长矛去跟国民党全副武装的美械师硬扛？
于是，郭天民干了一件风险极大的事。他表面上按部就班地应付着军区下达的复员指标，暗地里却在疯狂“藏人”。他把这些精锐老兵打散，有的悄悄编入地方游击队，有的塞进后勤担架队，有的干脆以各种名目留在连队里当不拿饷的编外人员。为了养活这一万多号脱离了正常编制的士兵，他只能四处筹措粮草，甚至让部队自己去开荒种地解决吃饭问题。
纸终究包不住火。一万多人每天消耗的粮食和物资摆在那里，作为政委的刘道生怎么可能一点蛛丝马迹都看不出来？
发现真相后，刘道生立刻找到了郭天民。两人关起门来，进行了一场极其严肃甚至火药味十足的交锋。作为纵队政委，刘道生的首要职责就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上级的命令得到最坚决的贯彻。他盯着郭天民，必须要求一个合理的解释。
郭天民没有任何拐弯抹角，直愣愣地把目前的严峻敌情和自己的军事判断全盘托出。他指着地图上的敌军态势剖析得极其透彻：敌人一旦彻底撕毁协议，战略重镇张家口立刻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到了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批老兵在前面用命撑着，防线恐怕一触即溃。
刘道生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同样是一位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高级指挥员，他何尝看不清眼前的凶险局势？一边是军区不容反驳的铁令，一边是随时可能爆发的血肉横飞的战场。在那个无比凝重的时刻，两人达成了极其默契的共识。刘道生选择了将这个惊天大秘密死死压在心底，陪着郭天民一起扛下了抗命的巨大风险。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果然撕毁了停战协定，全面内战轰然爆发。到了下半年，国民党名将傅作义指挥大军，以极具压迫性的兵力大举进攻晋察冀军区的首府——张家口。
这时候的晋察冀军区，正因为前期的过度裁军而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面临着严重无兵可用的尴尬境地。很多防线根本组织不起强有力的抵抗，国民党军队推进得极其迅速，整个张家口危在旦夕。大批军区机关人员、后方医院、兵工厂以及无数的老百姓，都需要紧急向安全地带撤退，这就急需一支极具战斗力的硬骨头部队来前线断后阻击。
就在这极其绝望的关键时刻，郭天民和刘道生亮出了他们藏在手心里的那张终极底牌。
当冀察纵队全副武装开赴前线时，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哪里是经过大裁军后七零八落的部队？这简直就是一群下山猛虎！那一万多名被悄悄保留下来的百战老兵，迅速回到了他们无比熟悉的战斗岗位。排长依然带排，机枪手依然架枪，部队根本不需要任何重新磨合，直接就能拉上阵地和敌人硬碰硬。
这就是军史上打得极其壮烈的“怀来阻击战”。
整整11天11夜的血战！郭天民就像一颗牢不可破的钢钉，死死扎在怀来防线上，硬生生顶住了敌人的如潮攻势，歼灭敌军一万多人。这场极其关键的阻击战，为晋察冀军区首脑机关和张家口十几万群众的安全撤离，争取到了最为宝贵、甚至可以说是救命的时间。“郭铜墙”的威名，再一次让对面的敌人感到了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