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6年后，有50万名黑人被卖到美国做黑奴，女黑奴被迫和奴隶主发生关系后，生下的孩子也是奴隶，奴隶主根本不会承认这些孩子，就算有的私生子长得很白，甚至和白人无异，他们也觉得是自己的耻辱。
回顾美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一段隐秘往事，就能把这种残酷看得更加真切。提起托马斯杰斐逊，大众都会想到他是美国的开国元勋，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那句名言“人人生而平等”便出自他手。历史的讽刺恰恰就藏在这些宏大的光环背后。
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拥有一个庞大的蒙蒂塞洛种植园。在这个种植园里，有一位名叫莎丽海明斯的女奴。莎丽的身世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的悲剧色彩。她的母亲是一名黑奴，父亲竟然是杰斐逊的岳父——白人奴隶主约翰韦尔斯。换言之，女黑奴莎丽，其实是杰斐逊亡妻同父异母的亲妹妹。
因为有着四分之三的白人血统，莎丽长得非常漂亮，肤色极其白皙，有着一头直发，几乎看不出非裔的特征。当年杰斐逊出使法国时，把年仅十来岁的莎丽带在身边当女佣。在巴黎那段日子里，杰斐逊让莎丽怀上了身孕。当时法国已经废除了奴隶制，莎丽如果选择留下来，她就能成为一个完全的自由人。杰斐逊为了把她带回美国，对她许下了承诺：只要跟着回去，以后生下的所有孩子在成年后都可以获得自由。
莎丽信了这个承诺，跟着回到了那个充满枷锁的蒙蒂塞洛种植园。她一生为杰斐逊生下了六个孩子。这些孩子身上流淌着八分之七的白人血统，长着和杰斐逊极其相似的下巴和鼻子，走在街上根本没人会认为他们是非裔。
就算他们长得再像白人，杰斐逊也从未在公开场合承认过这些亲生骨肉。在庄园的账本上，这些孩子依然被冷冰冰地登记为“财产”。他们平时在庄园里干着家仆的活儿，不能叫杰斐逊父亲，只能叫他“主人”。直到临终前，杰斐逊才在遗嘱里兑现了当年的部分承诺，放走了莎丽的几个孩子。
杰斐逊绝非罕见的特例。在当时的美国南方，这样的故事每一天都在不同的种植园里重复上演。那些在起居室里读着《圣经》、大谈文明与道德的绅士们，转头就会把自己的亲生骨肉挂在拍卖行的木牌上，换取一叠叠花花绿绿的钞票。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那些奴隶主看着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在泥地里打滚、被监工鞭打，心里难道就没有一丝波澜吗？
这就必须审视当时南方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在那个年代，“白人至上”是整个社会的基石。如果一个奴隶主公开承认自己和一个黑奴有了感情，甚至承认那些混血私生子，他会立刻面临社会性死亡。邻居会鄙视他，朋友会疏远他，整个白人阶层会把他看作一个败类。在他们扭曲的价值观里，一旦赋予这种行为任何家庭伦理上的意义，就等同于对纯洁白人血统的玷污。
为了把这种歧视制度化，美国后来甚至发展出了荒唐的“一滴血法则”。哪怕身上只有三十二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哪怕长着金发碧眼，只要祖上有一个黑人，在法律上依然是黑人。这就彻底堵死了那些混血私生子试图通过外貌融入主流社会的通道。他们被死死地按在社会的最低谷，永世不得翻身。
除了社会舆论的压力，种植园里的“白人主母”——也就是奴隶主的妻子们，同样是促使这些私生子悲惨命运的重要推手。
可以设想一下主母们的处境。她们坐在宽敞的门廊里喝着红茶，看着院子里跑来跑去的小奴隶，发现这些小家伙竟然长着和自己丈夫一样的眼睛和高鼻梁。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和心理上的屈辱感是极其强烈的。
南方日记作家玛丽切斯纳特曾经留下过一段非常露骨的记录。她抱怨南方的种植园就像是一个个大后宫，每位种植园主的妻子都得像瞎子一样，假装没看见丈夫的那些混血私生子就在眼前晃悠。
主母们毫无办法向拥有绝对权威的丈夫发火，满腔怒火和嫉妒最终只能发泄在无辜的女黑奴和混血孩子身上。很多时候，为了眼不见心不烦，主母会强烈要求丈夫把这些和自己长得很像的孩子卖到遥远的深南部去。丈夫们为了维持家庭表面的体面，通常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于是骨肉亲情被硬生生地撕裂，年幼的孩子被装上马车，送往密西西比河下游条件更加恶劣的棉花地，去迎接生不如死的命运。
拨开历史的尘埃，这些泛黄的记录让人感到深深的窒息。那50万被强行掠夺到美洲的非洲先民，他们失去的绝非仅仅是故土，更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尊严。
那些被刻意抹去姓名的混血孩子，是这段历史中最让人心碎的存在。他们身体里流淌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血液：一半是被压迫者的痛苦，一半是压迫者的罪恶。他们明明有着和主人一样白皙的皮肤，却要在日复一日的鞭笞中学会低头；明明是奴隶主的亲生骨肉，却只能被当成一件见不得光的残次品，随意丢弃、售卖。
在当时的南方白人看来，承认这些孩子等同于承认自己犯下的罪恶，等同于撕下那层文明伪善的面具。他们宁愿把带有自己基因的生命贬为牲畜，用冷酷的法律和“一滴血规则”来掩盖真相，以此来维持脆弱的虚荣和高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