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傅斯年给陈寅恪夫妇写信，叮嘱他们抓紧时间南下。对此，陈寅恪夫人唐筼，动了心，想要收拾行李南下。但是陈寅恪却说“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紧接着，陈寅恪又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态度“十二万年柯亦烂，可能留命看枰收。”
1949年的大变局，像一把巨大的筛子，把千万人的命运抛向半空，重新洗牌。那一年，广州天河机场和黄埔港的轮船汽笛声日夜不绝。逃难的人群挤破了头，一张去往台湾或香港的船票，堪比金条，足以让人倾家荡产去换取。
在这样喧嚣杂乱的时代背景下，岭南大学的校园里，却有一位双目失明、身体虚弱的教授，安静地坐在藤椅上，听着外面的兵荒马乱。他，就是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的国学大师——陈寅恪。面对挚友的苦苦相劝，面对妻子收拾好的行李，这位骨子里透着傲骨的读书人，给出了一个让后人至今震撼的回答。
那个时候，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台湾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已经先行抵达台湾。熟悉民国历史的朋友大概清楚，傅斯年是个急性子，体胖心宽，唯独对这批顶尖学者的去留问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他眼里，陈寅恪就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根定海神针。
为了把陈寅恪接走，傅斯年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他利用手中的一切资源，一封接一封的电报、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到广州。信里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叮嘱陈寅恪夫妇抓紧时间南下，尽早赴台。傅斯年连住处、薪水、甚至找医生看病这些琐事都替他们想好了，字里行间全是一个老友的焦灼，只盼着这位国学大师能赶紧动身。
此时的陈家，气氛异常凝重。陈寅恪的夫人唐筼，看着丈夫日渐衰弱的身体，再看看外面越来越乱的局势，心里确实动了心。
唐筼是一位极其伟大的女性。她本是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大家闺秀出身，婚后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照顾陈寅恪身上。自从大女儿出生时诱发严重的心脏病后，唐筼一直拖着病体支离的身躯，包揽了家里所有的柴米油盐。陈寅恪是典型的学者，全部生命都燃烧在学问上，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后来双目失明。唐筼全权充当了丈夫的眼睛、拐杖，更是他抵挡外界风雨的城墙。
对于这样一位疲惫的妻子来说，丈夫的安危大过一切。面对傅斯年的诚恳敦促，唐筼开始默默收拾行李，盘算着南下的行程。毕竟，在这个动荡的关口，先找个安稳的落脚点，让一家人免于战火波及，完全是人之常情。
就在家里的箱子渐渐装满的时候，一直沉默的陈寅恪开口了。
他眼睛看不见，心却比谁都明亮。他摸索着按住妻子的手，语气平静，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关于为什么不去台湾，陈寅恪有着清醒的判断和学者底线。对于香港，他的态度更为决绝。早在抗战时期，陈寅恪就在香港避难过，亲历了香港沦陷的惨状。当年日本人占领香港，知道他的大名，特意派人拿着面粉去拉拢他。陈寅恪宁可饿着肚子，宁可冒着生命危险逃回内地，也绝不向侵略者低头，绝不吃一口嗟来之食。
有过这种切肤之痛的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亡国奴”和“殖民地”这几个字的真实重量。
紧接着，为了彻底打消妻子和友人的念头，也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陈寅恪念出了一首诗：“十二万年柯亦烂，可能留命看枰收。”
他深知留下来的路会有多难走。乱世之中，手无寸铁的学者如同飘零的落叶。他依然做出了决定，要留在神州大地，与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共命运。
唐筼听到丈夫的话后，明白了那份固执背后的千钧之重。她默默地把行李又一件件放了回去。她太了解这个男人了，只要是他认准的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既然丈夫决定留下，她便义无反顾地陪着。从那天起，唐筼把广州那所潮湿的平房，变成了陈寅恪晚年最后的学术堡垒。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后来，他在洗漱时不幸滑倒，右腿摔断，只能长期卧床。偏偏是在这段贫病交加、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他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全靠口述，完成了百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
很多后人不理解，一个学贯中西、精通多种语言的大师，为何要在垂暮之年去写一个明末清初的青楼女子？其实，陈寅恪借着写柳如是，全心全意在刻画那个时代有骨气的中国人，书写那份在改朝换代时依然不肯屈服的民族气节。这与他1949年那个决定，完全一脉相承。他用文字，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立下了一座丰碑。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唐筼用孱弱的身躯，替丈夫挡住了无数的明枪暗箭。面对物质的极度匮乏与周遭环境的巨大压力，这对夫妇始终相濡以沫。陈寅恪后来给唐筼写过一句诗：“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这句话里有对妻子深深的心疼与愧疚，毫无对当年那个选择的后悔。
他们把一生的悲欢离合，深深嵌进了这片土地的皱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