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国民党坑了一小学老师，导致潜伏延安的55名特务被一网打尽。​

这个小学老师叫吴南山，甘肃庆阳人。原本只是庆阳乡下教书的穷教员，日子清贫但过得踏实。谁想到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景，国民党在陇东搞“摩擦”，教育局的局长早就看他不顺眼，吴南山这人爱给共产党领导的农会写告示，还领着学生搞抗日宣传，在局长眼里那就是“赤化”分子。借机把吴南山的教职一撸到底，让他卷铺盖滚蛋。一个教书的丢了饭碗，连口饱饭都混不上，那种走投无路的感觉，现在的人怕是体会不到。

正愁没活路呢，以前的同事胡瑞麟穿着一身黄军装冒出来了。“老吴，重庆在招生，管吃管住还给安排工作，一个月五十块呢！”五十块大洋啊，吴南山心动了。跟着胡瑞麟七拐八拐到了汉中，见着一个叫杜长城的军官，照了相，就被带到城外一个挂着“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牌子的院子。进去就觉着不对劲，门口有站岗的，院里有便衣来回溜达，教官上来就说：“以后不准用真名。”衣服被扒了换上军装，从里到外换成军服。十不准纪律贴在墙上，上厕所都得打报告。每天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熄灯，学的是爆破、投毒、暗杀，还有怎么用米汤写密信、碘酒烤火显字。同屋有好几个庆阳老乡，愣是没人敢开口说话，上厕所时才敢悄悄耳语：“别乱动，前头有人丢了，怕是扔进硫酸池子里了。”

吴南山慌了。这哪是抗日？分明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他表面上装作老老实实积极表现，心里头一天到晚盘算怎么脱身。熬了一阵子，总算提前毕业，代号“101”，被派回庆阳潜伏。可等他回到庆阳一看，天都变了，国民党的县长被撵走了，陕甘宁边区在这里扎下了根，他从前认识的陆为公，已经当上了庆阳县民主选举的县长。陆为公念旧情，把他安排到新筹建的陇东中学当老师，还当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共产党不但没嫌弃他，还这么信任他，这份人情，吴南山记在心里了。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那团火越烧越旺。1940年10月的一个晚上，吴南山敲开了陆为公的门，把汉训班的事一五一十全撂了底朝天，万能显影液、爆破配方、通讯密码，能带的全都交了出来。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连夜找他谈话，边区政府决定让他继续干着教育工作，一边当老师一边当共产党的秘密外勤，接着跟军统周旋。

转过年来，1941年10月，吴南山去延安开完教育科长会议，往回走的路上碰见了一个人叫祁三益。这人在汉训班跟吴南山是同期，还当过爆破教员，外号“爆破大王”，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副组长。祁三益拉着吴南山说，西安那边派他来延安联络潜伏的特务，准备在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时候里应外合搞大破坏。这话一出口，吴南山脑子嗡了一下，几十个特务就藏在延安各个单位里头，有的甚至已经混进了军委和边区保安处！

吴南山稳住神儿，笑着对祁三益说：“老同学，去延安那么急干啥？先跟我回庆阳，给你安排个安生地方再说不迟。”祁三益对吴南山没有半点防备，乐呵呵就跟着走了。回到庆阳二十多天，祁三益天天催着要去延安，说“再迟就要误事”。这话传到了边区保安处，保卫部长布鲁连夜赶到庆阳，这人脑子灵光，被称为“红色福尔摩斯”。布鲁把祁三益抓了突击审讯，祁三益本来嘴挺硬，架不住政策攻心，最后全撂了。更让布鲁后背发凉的是，跟他一块儿从延安来的工作人员李峰壁，居然也是汉训班毕业的，早就打进了保安处！这事儿要不是吴南山这一棒子捅开，再拖下去后果根本不敢想。

布鲁把祁三益争取了过来，让他反过来帮着指认同伙。祁三益被安排在延安新市场附近的一所学校“工作”，表面上是教员，实际上天天在街上转悠找人。杨朋、李春茂这些联络员一个接一个被认出来，顺藤摸瓜又拉出一串潜伏特务。1942年“五一”劳动节，延安各界在南关大操场搞庆祝活动，李春茂在人群里一眼看见了总联络员赵秀。到这一步，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骨干全在掌握之中了，边区保安处收网抓人。前前后后两年多，总共挖出军统潜伏特务55名，戴笠苦心经营多年的特务网在延安灰飞烟灭。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吴南山这个人，说到底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员，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他不是一开始就想好了要干惊天动地的大事，甚至参加汉训班也是被人坑蒙拐骗进去的。他这辈子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庆阳中学那个晚上推开陆为公办公室的门。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被人拉了一把，他心里那杆秤就端平了，共产党真心对他好，他也真心对共产党好。就这么简单。后来有人说他是“反特英雄”，可我看那些资料里他写的文章，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多伟大。1947年他在《解放日报》上写：“只有同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大众的事业服务，才是青年人的真正出路。”这话说得实在，不吹不擂，像他这个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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