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距离广州中心城区十几公里外的新洲畜牧场，空气中永远弥漫着一股猪粪和泔水混合的酸馊味。
这片位于海珠区东郊的国营农场，归广州市农垦局管辖，养着上千头生猪和一群黑白花奶牛。场里有一百多个知青，大多是从上海、广州等地分配来的，在日复一日的喂猪、挤奶、清理圈舍中消磨着回城的希望。
那一年知青返城的风已经吹得很紧了，有人在托关系，有人在绝食请愿，整个畜牧场弥漫着一种焦灼不安的气息。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桩命案发生了，它把所有人的焦灼变成了一场真实的噩梦。

被害的女知青姓罗，上海人，二十出头，已经在畜牧场待了整整七年。她负责饲养奶牛，每天凌晨四点半起来挤第一遍奶，手脚麻利，是队里有名的养牛好手。
小罗生得白净，眉目清秀，在灰扑扑的饲养员制服里显得格外打眼。场里有好几个男知青对她有意思，但她态度很淡，一门心思想着回上海，跟谁都不远不近。
1979年12月初的一个清晨，和她同宿舍的两个女知青起床后发现小陈的床铺空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起初以为她提前去了牛棚。
直到上午九点多，有人在牛棚后面的排污暗渠里发现了一只塑料编织袋，打开一看，里面是人体碎块。
全场炸了。

广州市公安局刑侦处的人赶到时，现场已经围了不少人。
办案人员在牛棚、宿舍、排污渠周边展开勘查。小罗的宿舍里看不出明显的打斗痕迹，但刑事技术人员在牛棚附近提取到了喷溅状血迹残留，在排污暗渠里陆续打捞出数个塑料袋，法医拼合后确认系小罗本人。
这一切说明凶手作案后进行了分尸，工具推断为畜牧场常见的砍骨刀和剔肉刀，这类刀具在食堂和兽医室都能找到。凶手显然熟悉畜牧场的布局——他知道哪里可以避开巡夜的人，知道暗渠的水流方向，知道那片区域晚上极少有人经过。

排查工作铺开之后，一个反常的细节从群众走访中浮了出来。
有职工反映，畜牧场一名刚办完退休手续不久的老工人，案发后那几天行为古怪，大冬天的反复洗衣服洗被子，还把他平时用的那把砍骨刀洗了又洗，磨了又磨。
这个老工人五十多岁，广州本地人，在畜牧场干了大半辈子，长期单身，住在场区边缘的一间平房里。
他平时不声不响，见人递根烟，笑笑，属于那种存在感很低的人，但越是这种人，一旦做出反常举动，就越扎眼。
邻居把他洗刀磨刀的事当闲话讲给排查的民警听，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侦查员随即对这个退休工人展开重点调查。
此人有过前科——曾因偷窃畜牧场的饲料和工具受过内部处分，平时有嗜酒的毛病，喝多了就管不住自己。
案发当晚有人看见他在场区小卖部买了半斤散装米酒，之后的行踪无人能证明。
刑事技术人员在他住处提取了那把被反复清洗过的砍骨刀，在刀柄与刀身的连接缝隙里，仍然检出了残留的血迹，血型与死者一致。那个年代没有DNA技术，能做出血型比对已经是极限了，但对于确定嫌疑来说，这已经足够。

审讯持续了不到两天。
老工人起初咬定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在物证面前松了口，交代了作案经过。
案发当晚他喝了酒，本打算去牛棚附近偷点饲料倒卖，在途中遇见了独自返回宿舍的小罗。酒精催动下的恶念来得毫无预兆，他尾随上去，在一个没有灯的拐角处动了手。
小陈反抗过，叫过，但畜牧场的夜太深了，牛棚离宿舍区隔着两排仓库，没有人听见。
事后他害怕事情败露，连夜用砍骨刀和剔肉刀处理了尸体，分装进编织袋，抛入了平时清淤才有人去的排污暗渠。
他以为只要把刀洗干净，把衣服换掉，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子不会有人注意。
但他忘了一件事——一个常年邋遢的人突然开始讲卫生，本身就是最大的破绽。

案子破了以后，消息传遍了整个畜牧场。
知青们最初的恐惧慢慢沉淀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凶手不是什么因爱生恨的暗恋者，不是什么被命运逼到绝路的悲剧青年，就是一个面目模糊、动机卑琐的老光棍，在酒精的作用下干了一件他自己事后都未必能说清楚的事。
这种“不典型”反而比任何戏剧性的动机更让人后背发凉——恶并不总是穿着黑衣、带着狞笑出现，它有时候只是一个你每天在食堂门口擦肩而过、递过一根烟的老头，在某个喝了半斤米酒的夜晚，突然就不再是人了。

这桩案子后来被依法判决，凶手被执行枪决。
和同时代云南朱梅华失踪悬案相比，新洲畜牧场这桩命案之所以能破，靠的不是什么高深的刑侦技术，而是一个邻居多看了一眼，多说了一句话。
朱梅华的遗体至今没有找到，凶手可能带着秘密老死在某个角落；而小罗的案子之所以能破，关键是凶手在现场留下了足以追溯的血迹和一个清洗刀柄的可疑背影。
在刑侦技术落后的年代，破案有时候的确需要一点运气，前提是办案人员愿意并且能够剥丝抽茧。

很多年以后，当年新洲畜牧场的老知青聚在一起，偶尔还会提起小罗。
他们说，如果她能再坚持几个月就好了——1980年初，知青返城的大门彻底敞开，绝大多数人都回到了城市。
她差一点就回去了。
就差那么一点。
这个案子最残忍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掐断了一个人离希望最近的那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