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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除了舰体装备3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外,每舰还

北洋水师“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除了舰体装备3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外,每舰还搭载有两艘舰载鱼雷艇。这一设计并非李鸿章的独创,而是借鉴了当时英国先进铁甲舰“英弗莱息白”号的配置。在19世纪80年代的海军发展中,这也算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设计思路,背后隐藏着当时海军对鱼雷武器的探索与考量。
之所以会在大型铁甲舰上搭载小型鱼雷艇,核心原因在于当时鱼雷艇的技术局限。彼时,即便是性能较好的大型出海鱼雷艇,吨位也不过100吨上下。受限于船体大小,载煤量十分有限,蒸汽机动力的续航能力严重不足,无法独立完成远海航行,更难以跟随铁甲舰编队参与远洋海战。因此,各国海军普遍采用“母舰搭载”的模式,将小型鱼雷艇装载在铁甲舰或巡洋舰上,由母舰携带至交战海域后,通过舰上的吊杆将鱼雷艇吊放入水,再由鱼雷艇发起近距离鱼雷攻击,形成“铁甲舰牵制、鱼雷艇突袭”的战术配合。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兼顾远海作战与鱼雷攻击的最佳方式。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由于铁甲舰的甲板空间和载重有限,能搭载的鱼雷艇尺寸必然受到严格限制,普遍小巧玲珑。“定远”级的舰载鱼雷艇便是典型代表。这款鱼雷艇艇长仅19.74米,宽2.59米,吃水深度1.07米,标准排水量仅15.7吨。这般体量与当时常见的小型鱼雷艇相比也显得格外娇小,堪称“迷你鱼雷艇”。
体型过小,直接导致其性能大打折扣。“定远”级舰载鱼雷艇的最大航速仅15节,而当时普通小型鱼雷艇的航速普遍在18-20节,大型出海鱼雷艇像北洋水师的“福龙”号更是达到22.5节的高速;反观当时中日双方的巡洋舰,航速多在18-23节。也就是说,这款舰载鱼雷艇不仅追不上敌方鱼雷艇,甚至连很多巡洋舰都跑不过。在瞬息万变的海战中,它既难以快速接近敌舰发起攻击,也无法在攻击后迅速撤离,实战价值大打折扣。除此之外,受限于吨位,它仅能搭载2具小型鱼雷发射管和1门37毫米速射炮,火力薄弱,抗风浪能力也极差。一旦遭遇稍大的海浪,便难以稳定航行,更别说精准发射鱼雷。
或许正是因为实用性不佳,“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于1885年回国后不久,舰上搭载的4艘舰载鱼雷艇(“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便被全部卸下,转交至旅顺鱼雷局管辖,与北洋水师从英、德两国购买的其他鱼雷艇编在一起,主要用于旅顺军港的近岸防御,而非原本设想的“随母舰出海、协同作战”。这也意味着,当初为“定远”级设计的舰载鱼雷艇战术,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实战中真正实现过,沦为了“纸上谈兵”的设计。
从实战效果来看,“定远”级铁甲舰搭载舰载鱼雷艇的设计,无疑是不太成功的。如果当时能将建造这4艘舰载鱼雷艇的经费,集中起来购买1-2艘吨位更大、性能更优的独立鱼雷艇(如“福龙”号那般),想必能在海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性价比也更高。不过,我们也不能以现在的眼光苛责当时的设计——19世纪80年代,各国海军对铁甲舰的战术运用、鱼雷武器的搭配还处于摸索阶段,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很多设计都是“边尝试、边调整”。“定远”级的这一尝试,虽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但也反映了李鸿章和北洋水师追赶世界海军潮流的努力,姑且算是中国近代海军建设过程中,为探索付出的一笔必要学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