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核心是他“有恃无恐”，是乱世里权力碾压规则的必然选择。
1927年，张作霖的奉系军阀牢牢掌控着北京，手里握着军政大权，就是当地实打实的“话事人”。当时，李大钊是中共北方区委的负责人，一直在北京组织反帝反奉的活动，直接触动了张作霖的利益，成了他眼里的“心腹大患”。
再看当时的局势：张作霖不仅手握枪杆子，还得到了列强的默许，甚至连苏联的外交照会都被他拒之门外。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哪里还有什么真正的司法制衡？法律早就成了摆设，谁手里有兵、有实权，谁就能说了算。
对张作霖来说，杀李大钊根本不用顾虑什么“法理”，纯粹是权力逻辑下的冷酷计算。这既是一场针对革命力量的政治清洗，更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清除阻碍他掌权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