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后仍称民族企业?中国药企老板“去中国化”背后的道德困境与战略隐忧
当中国医药产业加速融入全球市场时,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正在上演:越来越多药企老板选择移民海外,却在宣传中依然以“民族企业”自居。前10药企半数老板完成“去中国化”,500强医疗企业外籍老板占比达20%,这个数据背后藏着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深层矛盾。
从百济神州到药明康德,从迈瑞医疗到药捷安康,这场“国籍迁徙”几乎覆盖了整个医药产业链。无论千亿级头部企业还是百亿级细分龙头,无论药品研发还是医疗器械,老板们的“国际出海”已经成为行业新趋势。这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个产业面临的集体选择。
最让人诟病的不是移民本身,而是部分老板移民后的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们拿着新加坡、美国等国家的护照,享受着海外税收优惠和生活便利;另一方面,在企业宣传、产品推广和政府补贴申请时,却依然强调自己的“民族企业”身份,享受着国内政策红利。这种做法,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质疑。
商业选择本无可厚非。当国内药品销售总额中89%流向仿制药和中成药,创新药仅占11%,而医院采购又高度依赖医保目录和低价集采药时,创新药企业在国内确实举步维艰。百济神州海外营收65%、药明康德83%、药明生物85%,这种营收结构决定了企业必须适应国际规则。
但战略选择不能以牺牲道德底线为代价。当企业老板移民海外后,企业的控制权、研发方向、利益分配都可能发生变化。更令人担忧的是,当核心决策层不再是中国公民时,企业还能真正代表中国医药产业的利益吗?当研发投入和人才资源向海外转移时,中国医药创新的根基是否会被动摇?
从2021到2025年,国产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规模增长10倍,从138.5亿美元飙升至1356.55亿美元,2026年一季度更是突破600亿美元。这个高速增长的市场,本应是中国医药创新的骄傲,却成了老板们移民的催化剂。因为所有买家都来自海外,企业不得不满足对方提出的各种条件,包括对实际控制人国籍的考量。
截至2025年底,全球在研活跃创新药共14088个,中国占了三成,研发撞车现象极为常见。今天你不签合同,明天友商的成果就可能追上来,上亿元研发投入就可能打水漂。这种竞争压力让企业老板没有太多选择余地。但这并不能成为移民后仍标榜民族企业的借口。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定义“民族企业”?是看注册地,还是看实际控制人国籍?是看研发团队构成,还是看市场分布?当企业老板已经不是中国公民,却依然享受着国内政策支持,这对那些坚守本土的企业来说,是否公平?
或许我们更应该反思整个产业生态。为什么中国创新药企业必须依赖海外市场?为什么国内市场不能给创新药更多生存空间?当企业老板在国籍和商业机会之间做权衡时,这背后是中国医药创新的制度性困境。
与其指责老板们移民,不如思考如何改善国内创新药生态。当国内市场能支撑创新药企业的研发投入时,当海外订单不再过度关注老板国籍时,当“民族企业”不再是商业宣传的噱头时,中国医药产业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而那些移民后仍称民族企业的老板们,或许更应该问问自己:你们的“民族情怀”,到底值多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