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开国大典奏什么乐曲引发争议，军乐队指挥建议后，毛主席果断决定最终曲目！
1949年9月初，北京黄寺操场尘土四起，联合军乐队正在排练分列式。近两百号人，铜管闪烁，鼓声却老跟步伐打架。“再这样下去，岂不是典礼上出洋相？”有人低声埋怨。指挥罗浪盯着乐谱，忽然挥手让鼓手走到队伍最前排，只保留简洁单击。“左腿起，鼓点跟！”短短几分钟，步伐居然顺了。围观的警卫员直咂舌，这一小改动，为接下来整场大典奠定节奏。
曲目才是真正的麻烦。早先讨论会上，三种声音交错：用西方通用礼炮进行曲，奏苏联《斯拉夫女人的告别》，还是干脆拉出一套国际欢迎曲。理由五花八门：气势大、格式正、世界通用。罗浪没吭声，他回到营房熬了个通宵，把《八路军进行曲》《模范步兵》这些战地歌曲全部写成行进乐稿，第二天递到阅兵指挥部。“要让天安门广场响起自己的声音。”他只说这一句，语速不快，却透着笃定。

杨成武看完谱子，把文件夹合上。“不错，不过得请中央定。”文件随即送进中南海。两天后，新民主主义政协会议正在筹备，毛主席翻到罗浪报告，在页边写了八个字：“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批示回到指挥部，所有争论嘎然而止。临时会议里，有人仍担忧效果，“老大哥的曲子更正规”，罗浪拍拍乐谱说：“这是我们八年的炮火改编出来的，庄重不输任何进行曲。”

同时变动的还有国歌。9月27日晚，《义勇军进行曲》被正式确定为代国歌。罗浪拿到消息，距离10月1日只有三天，他立刻拆分和声、重配铜管，连夜刻蜡纸分谱。第三天早晨，乐队在晨雾里第一次试吹，第一段刚落，工地上的民夫就跟着哼唱，连军官都直呼“成了”。这首抗战号角，就这样正式加入开国大典演出单。
训练之外，军乐队也在升级装备。华北野战军1947年清风店战役缴获的大号、单簧管，此刻全部翻修一新。那些乐器原本属于国民党军乐队，如今被刷上国徽红漆，音孔闪亮。罗浪曾调侃，“敌人留下的，正好替我们奏凯歌”，战士们听了哈哈大笑，那笑声比黄寺的冲天号角还响。

10月1日下午三点，天空扫净阴霾。罗浪站在临时搭起的指挥台上，右臂高举，号音拖得很长，恰好与城楼上升起的五星红旗同步。聚在广场上的三十万群众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嘈杂瞬间归零。《义勇军进行曲》第一小节稳稳落下，铜管挺拔，鼓点干净。接着，《八路军进行曲》伴着受阅部队迈过金水桥；坦克轰鸣声偶尔把低音号淹住，罗浪索性加重长号力度，现场并无混乱，反倒让音乐多了股铁甲轰鸣的质感。
分列式结束，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紧跟而来。乐队改奏慢板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变奏，庄重绵长。礼炮轰鸣之中，柏油路都轻轻震动。连日辛劳，把不少乐手的嘴角磨出血泡，但没人停下。《歌唱祖国》还没列入官方曲目，罗浪便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作为游行收尾，欢快的旋律让广场上的彩旗仿佛也多了节奏。

如果把开国大典比作一次巨型舞台剧，罗浪只是幕后的一名“音乐统筹”。可就是这名来自福建山区的青年，用重新编配的战地歌曲，让共和国第一声礼炮有了自己的节拍。他的坚持，表面是技术判断，更深处却是理念：国家政权既已站立，声音必须独立。若干年后，他接受采访，只淡淡地说，“当时想的很简单，唱自己的歌，走自己的路。”言语不多，却把那年秋天黄寺操场的尘土味道，一并带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