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荣声在卫立煌身边潜伏十年，令人意外的是卫立煌突然问他是否可以加入共产党？
1944年深秋的一个夜里，山西临汾城外冷风飒飒。司令部的油灯还亮着，卫立煌披着军大衣踱到书案前，他的秘书赵荣声正为翌日的军务简报做最后修改。沉默片刻后，卫立煌忽然放下茶杯，低声问出一句话：“如果我也去参加共产党，可行吗？”灯光在墨迹上闪动，赵荣声抬头，只说了一个字：“行。”这一声“行”，是十年潜伏的节点，也是多年统战工作的回响。
追溯这场问答的缘起，得从更早说起。二战爆发前的南京，一位失意的举人之子带着书卷气与叛逆心，从安徽乡下走进陶行知创办的中学。家境衰败并未妨碍他嗜读鲁迅、胡适、陈独秀的文字，时代的激流在少年心中悄悄酝酿。
1935年，他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西式校园里自由辩论的空气令他眼界大开。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学生的呐喊像冬夜惊雷，这位名叫赵荣声的青年第一次站在街头，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从此，稿费与讲座不再是纯粹的学术题，而是民族存亡的注脚。

一年后，他在地下党的介绍下宣誓入党。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失守，赵与同学一路南下，经天津、上海辗转来到武汉。彼时，鲁迅已逝，周围却人人提着行囊奔赴前线。赵自觉笔杆虽利，却敌不过炸弹的呼啸，于是报名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身份成了战地记者。
1938年春节，他在黄土高坡的马牧村写下一篇《西线上的一个盛会》。文章刚在报端见光，已经盘踞二战区司令部的卫立煌便派人来找作者。卫习惯晨起读报，见到“笔锋犀利，措辞克制”的报道，叹一句“如此笔笔见枪声”，随即要人打听作者底细。几个回合的邀约后，赵荣声得到组织“靠前工作”的指令，二月下旬带着“丁丁准许”的口令进入霍县总司令部，挂名少校秘书。
对一名新晋秘书，卫立煌并不轻慢。他发现这位年轻人能写会讲，夜里喝茶听他讲延安的新书与新政，常常听得连手中旱烟都忘了点火。赵不急不躁，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持久战》等篇章拆解成通俗故事，让这位胡子拉碴的西北军人慢慢体味其间的道理。

有意思的是，卫对“统一战线”四字颇感兴趣，却时常狐疑。赵就建议他亲自走一趟延安。1938年四月，两辆被尘土染黄的吉普驶过黄河，卫在王家坪与毛泽东寒暄，也见到周恩来和朱德。肩上还有黄包袱的八路军战士列队欢迎，山坡上写着大红标语。那一日的震撼，令这位国民党悍将后来提笔在日记里写下：“赤地千里，士气反盛，可敬！”
访延归来，卫立煌决意给八路军补给弹药。可这事并不简单，督运处长杲海澜担心触怒南京，借口“库存紧张”推三阻四。赵接到林伯渠的暗号电后，连夜穿过祁县的封锁线，把最新战况与物资需求一并送到卫案头。面对地图上不断逼近的日军红箭头，卫拍案：三天内，弹药必须到前线。最终，一百余万发子弹、二十五万枚手榴弹、几百箱罐头准时转运至晋西北，直接补上了缺口。
卫的心思也在变。深夜常能听见他踱步廊下，有时自言自语：“同室操戈，到底是图什么？”赵在一旁递一盏热茶，轻声道：“胜了倭寇，才有咱们自己的未来。”话不多，但字字击中要害。卫沉默良久，只留下一句“是啊，得给后辈留条生路”。

风险从未远离。1941年冬，特务机关突然清查司令部通讯，赵把所有手稿藏进炉灰，又故作镇定地带领检查人员巡视，让人搜个痛快。风头过后，他才将烬中未毁的纸片一一拼起，抄录成册，换了密道送往延安。旁人只当这位秘书一时心血来潮在写诗。其实每行字都是前线兵力布防、粮秣缺口和部队番号。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屡屡破裂。1947年春，南京电令卫立煌调任东北行营主任，蒋介石寄望他挽救局面。临行前夜，卫仍徘徊在簇新的军装与未曾出口的顾虑之间。再次对赵说：“我真想去延安坐坐，你看成吗？”赵抬眼，依旧含糯而坚定：“将军心里自有分寸。”话虽轻，却像一颗石子落在静水。

内战阴云愈来愈重，赵随卫转战东北、西北，继续撰写公文、编报军情。随着辽沈战役终局已定，卫立煌被召回南京。1949年1月10日，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展开，彼时的卫年届五十有四，一生转折几在旦夕。是否递交入党申请书，他最终没有迈出最后一步，但对北平的和平解放，他未置一词，更未加阻挠。
赵荣声的名字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公开。他到北京参与华北局宣传工作，随身只带两只行囊：一只放甸子里夹带出的日记，一只装七八册磨损的《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朋友问他潜伏十年最难忘什么，他摆摆手：“难忘？就是夜里随时准备把稿纸扔进炉子，第二天再默写一遍。”
那本被油烟熏黄的日记如今存于档案馆，扉页写着一行小字：“信任能拆墙，耐心得江山。”二十世纪中国波诡云谲的政治棋局中，一位会写会说的书生在枪林弹雨里调度文字与情义，从司令官身侧撬动了意想不到的支点。这份柔软的力量，曾为前线送去子弹，也为后来者留下了别样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