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1971年接管总参谋部时陷入缺乏得力助手困境，李达主动举荐一位极具才华的人选！
1969年12月，北京西长安街的寒风穿过树梢，军委小礼堂里几位老将围着地图低声交换看法。一位军需处参谋后来回忆：“那天叶帅一句话没多说，只在听。”彼时林彪集团阴影已笼罩军队，许多指令前后矛盾，训练系统几乎停摆。两年之后，这根盘旋的绳索突然断裂，总参谋部亟须一双稳住方向盘的手。
1971年9月25日，叶剑英奉周恩来之命正式主持总参。文件摞成小山，值班电话几乎不停。更棘手的是：关键岗位空缺太多，训练口、体制口都缺能拍板的行家。叶剑英心里明白，若只靠自己日夜硬扛，重建常态化指挥体系不过镜花水月。
军中有眼界的人不多，更多是“政工出身”或“临时救火”。11月21日夜，身材高挑、喜欢皱眉思考的李达出现在叶帅办公室。灯光下，李达掏出一张折痕明显的纸条，开门见山：“何正文，这个人能挑千斤担。”叶剑英没表态，只轻轻点头，把纸条压在作战值班记录本旁边。

何正文其时担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北伐时磨炼枪法，抗战时写过《山地作战要则》。有人揶揄他“工人出身却爱背条令”，也有人说他“教书先生气太重”。李达恰看中这种兼具基层经验与条令思维的组合——既懂枪炮，又把规矩装进脑子。
三天后，叶剑英让作训部通知成都：“请何副司令即刻进京，另有任用。”火车驶进丰台站时已是凌晨，迎接人员只有一辆吉普和一壶热茶。何正文上车便开门见山，“总参缺什么，我补什么，少废话，多干活。”司机说，老何一路嘴角没放松过。

进入总参后，第一摊子就是训练乱象。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军区自办教导队，动作口令各唱各调。何正文跑遍六个大军区，听过近百场汇报，得到一句共识：“标准不一，练了等于没练。”1975年10月，军委批准总参牵头办军一级教导队长集训，地点选在北京南口。11月5日开训，仅一个月，课目动作统一了92项，耗资只及分散训练的三分之一。叶剑英笑着评语：“不折腾，省银子，像样。”
训练摸上正轨，体制改革又摆上日程。百万规模的精简并非削数字那么简单，背后涉及防区划分、后勤通道与退伍安置。十一大军区合并为七个的方案最难啃的骨头之一就是“成都—昆明”谁主谁辅。何正文来自四川，却建议把指挥所设在成都、边防任务下沉到昆明。会议上有人疑惑他的私心，他丢下一句：“以便利兵力投送为准，别拉家常。”

1974年11月28日，中央任命新一届副总参谋长。何正文的名字排在第五。误以为能升司令的一位老同事私下打趣：“你够资历，凭啥只当副的？”何正文笑笑：“按需用人，副总也能把活干透。”一句话，桌对面那位没再说话。
兵役法修订工作自1980年起草，争议焦点集中在服役年限与退役安置。何正文领衔小组，跑地方、访企业、蹲连队。一次到黑龙江边境，他听到战士抱怨“退伍回村没补贴”，当场记下姓名和事由。1982年草案定稿时，安置补助、教育培训全写进条文。有人感叹：“纸上条款能落地，靠的是脚底板磨出的老茧。”
1984年裁军方案基本完成，何正文年近花甲，提议由何其宗接棒。“老何，你再干几年也行。”有同事挽留。何正文摆手，“新人没锻炼就难顶事，位置让出来，才轮得到他们。”他把自己秘书留给继任者，还叮嘱：“别换门牌，省公家钱。”

恢复军衔后，不少元老补授上将。有人劝何正文递条申请，他说：“少将也能开会，不差肩章那两片叶子。”直到离休，肩头仍是1955年的三星一杠。家里墙上只有一张老照片——北平和平解放时的合影，边框已泛黄。
回顾那段风浪，选人、训人、裁人三样活都没离开“规矩”二字。叶剑英需要的帮手，不是能说会道的“政治秀才”，而是抓得动条令、扛得住压力的实干派。李达一句“良才”，点出了总参在非常时期最缺的东西——让制度重新运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