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国航机长袁斌只因为不满分房制度，携带着妻子，驾驶载有95名乘客的飞机叛逃台湾，客机刚飞入台湾领域，就被拦截，乘客瞬间陷入惊恐，但最终夫妻俩的结局却让人拍手叫好......

1998年10月28日清晨8时05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跑道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905航班准时起飞。波音737-300型客机，注册号为B-2949，当天的航线计划是途径昆明，最终飞往缅甸仰光。

机舱内搭载着95名旅客和9名机组人员。担任航班正机长的人正是袁斌，当年只有29岁，副机长则是35岁的文飞。

袁斌利用机长的职权，违规将作为小学教师的妻子徐梅带入驾驶舱，并按排徐梅坐在正副驾驶座位后方的观察员位置上。

早上8时40分左右，CA905航班飞行至太原上空东北方向约30公里处。驾驶舱内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袁斌压低声音对副机长文飞说要将客机开往台湾，要求文飞配合。

文飞起初以为袁斌在开玩笑，没有在意。

没过几秒钟，文飞猛然发现袁斌已经动手改变了飞行的航向，并且强行猛烈踩踏方向舵，导致整架波音客机在三万英尺的高空发生剧烈晃动。客舱内的旅客瞬间感受到失重与颠簸，惊呼声四起。

袁斌厉声威胁文飞，若是不从就会让整架飞机机毁人亡。与此同时，徐梅迅速起身，用身体用力顶住驾驶舱的门，阻挡客舱外的其他机组人员进如。

面对袁斌的极端举动，文飞为保全机上100多条人命，在反复劝阻无效后，被迫交出驾驶权限。

到了9时15分，文飞趁袁斌不备，冷静地通过通讯设备上的备用频道，向地面的航空管制中心发出了被劫持的警报。

中国民用航空局接到消息后，立刻通过无线电波段与袁斌取得联系，苦苦规劝袁斌放弃极端念头，引导航班返航。袁斌坚持要飞向海峡对岸，对地面的呼叫不予理睬。

上午10时20分，大陆民航局紧急联络台湾中华航空请求协助处理劫机事件。台湾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副局长张国政接到通报后，迅速向常务次长张家祝汇报。

此时，台湾军方的雷达在10时19分已经侦测到应答机代码被设定为劫机专用代码7500的航班，正位于福建崇安西南20海里处。台湾军方紧急起飞4架战斗机升空拦截。

在4架战斗机的伴飞下，CA905航班于11时17分降落在台北中正国际机场。机上的旅客经历了数小时的极度恐慌，直到客机轮胎触底的那一刻，旅客们才松了一口气。

究竟是什么让一名年轻的正机长做出这种极端选择？袁斌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从小生活条件优渥，一路顺利考入航校，毕业后迅速晋升。

不到三十岁就拿到了波音客机的正驾驶资格，月收入近两万元人民币。袁斌名下已经拥有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宽敞住房，国航在进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时，领导考虑到资源有限，决定优先照顾那些还没有分到房子的员工。

袁斌看到分房名单上没有袁斌的名字，内心产生了极度的失落。袁斌认为凭借袁斌的资历和技术，理应分到面积更大的房子。充满不满情绪的袁斌冲进领导办公室大声报怨，得到的回复却是让袁斌顾及大局。

公司随后让袁斌负责新员工的飞行培训，袁斌更是把这项工作视为一种变相的打压。长期的骄纵与自负，让袁斌觉得公司对袁斌很不公平。袁斌认为只要驾驶航班到达台湾，就能像八十年代的个别案例那样获得大笔黄金和优厚待遇。

航班降落后，台湾航警迅速登机，将袁斌和徐梅带离客舱进行隔离侦讯。

从中午11时17分一直审讯到下午两点半，袁斌在审讯室里交代了劫机动机，坦承单纯只是因为对大陆的住房分配制度感到不满。

事发仅仅6个多小时后，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基会就开启了紧急交涉。大陆方面明确要求台方保障人机安全并遣返劫机者。

九十年代末的台湾当局不再将这类人员视为政治投奔人员，而是直接按照危害飞航安全的刑事罪名进行立案。

当天夜里，袁斌和徐梅分别被收押进桃园看守所和龙潭女监。

经历劫持事件的波音客机，交由副机长文飞和其他机组人员接管。文飞驾驶着CA905航班在夜色中起飞，途径厦门中转，耗时16个小时，安全将全体旅客送达昆明。

台湾当地法院经过审理，判处袁斌有期徒刑十个月，徐梅有期徒刑六个月。袁斌和徐梅在看守所内度过了漫长的刑期，袁斌本以为出狱后能在台湾过上好日子，现实却与袁斌的预期完全相反。

两岸有关部门经过长达三年的反复商讨与谈判，终于敲定了遣返细节。2001年6月28日，袁斌、徐梅以及张文龙、师月波等其余几名早前的劫机犯，被台湾方面通过红十字组织，顺着马祖到马尾的渠道，统一遣返回大陆。

踏上大陆土地的那一刻，等待袁斌的是严厉的法律制裁与行政处罚。国航彻底收回了袁斌原本享有的福利住房和所有待遇，中国民航局对袁斌下达了终身禁飞令。

一名曾经驾驶客机的飞行员，就这样断送了袁斌的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