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天，张大千准备在北京买房定居，恰好一所前清王府要出售，要价500两黄金，看过了房子觉得满意，交完订金准备过几天就交全款住进去， 但是，一位古玩商人告诉他发现了《韩熙载夜宴图》的下落，张大千赶紧去看，生怕别人抢先一步。
《韩熙载夜宴图》绝不仅是一件艺术品，它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份“图像情报”。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也就是那位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的千古词帝——在治国理政上却是个充满猜忌的君主。当时，出身北方望族的韩熙载在南唐做官。李煜对他既想重用让他当宰相，又因为他北方人的身份而心存防备。
为了测试韩熙载的忠诚度，李煜派出了御用画家顾闳中，深夜潜入韩府“卧底”。顾闳中凭借惊人的记忆力，把韩熙载夜宴宾客、声色犬马的场景全部默画了下来，呈给李煜。
画卷分为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五个部分。画面里，韩熙载生活极其奢靡，甚至亲自下场为舞女击鼓伴奏，显得放荡不羁。李煜看完这幅画，得出了韩熙载难堪大任、胸无大志的结论，彻底放弃了重用他的念头。
但李煜根本没看懂这幅画真正的内核。在这场荒唐的夜宴里，顾闳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极其微小却致命的细节：画中的韩熙载，全程眉头紧锁，没有一丝笑容。 这哪里是沉迷声色？这分明是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眼睁睁看着南唐国势日衰、即将亡国，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极度绝望！他是在用这种自污名节、装疯卖傻的方式，来逃避那个注定要覆灭的政治旋涡。
这幅画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厚度，足以让任何一个懂行的文化人为之疯狂。
历经宋、元、明、清几代皇室的珍藏，这幅画一直安安稳稳地躺在紫禁城里。直到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故宫，他以赏赐弟弟溥杰的名义，将大量国宝偷运出宫，其中就包括《韩熙载夜宴图》。后来，这批国宝跟着溥仪到了东北的“伪满洲国”。
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洲国随之覆灭。长春伪皇宫大乱，那些平时高高在上的遗老遗少、伪满军警，开始疯狂洗劫宫中的文物。大量国宝像白菜一样被成捆地流放到长春街头，这就是当时古玩界著名的“东北货”或者叫“小白楼事件”。
精明的文物贩子闻风而动，低价收购这些稀世珍宝，然后带回北平琉璃厂高价倒卖。《韩熙载夜宴图》就是在这样的动荡中，一路颠簸，最终落到了马霁月的手里。
当晚，张大千带着老友叶公绰赶到玉池山房。在昏暗的灯光下，画卷徐徐展开。那一刻，张大千的眼睛彻底亮了。这卷历经近千年沧桑的绢本设色长卷，色彩依然沉着，线条依旧刚劲。这绝无可能是赝品。
马霁月开价：500两黄金，谢绝还价。
张大千二话没说，直接掏出那张原本用来买王府大宅的汇票，拍在了桌子上。老友叶公绰心疼他，问他房子怎么办。张大千的回答掷地有声：“房子以后还有，此图稍纵即逝，永不再返！”
这就是一代大师的格局。在金钱和安逸面前，他选择用倾家荡产的方式，把国家的文化根脉留住。买下这幅画后，张大千欢喜得如同孩童，他专门找人刻了一枚印章，重重地盖在画卷上。印章上刻着十个字：“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
这十个字，看懂了让人想落泪。它不仅是张大千对这幅画的痴迷，更是一个中国人在那个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年代，对祖国文化底蕴最深情的告白。
带着这幅画，张大千后来辗转印度新德里、南美阿根廷，最后定居巴西。无论走到哪里，这幅画始终被他贴身保管。
故事如果到这里结束，那也只是一段收藏界的佳话。真正让张大千这个名字在近代文化史上闪耀出刺眼光芒的，是他在1952年做出的一个惊天决定。
当时，张大千准备在巴西筹建著名的“八德园”，手头极其拮据，急需大笔资金。此时，无论是欧美的顶级拍卖行，还是身在台湾的蒋介石，都盯着他手里的这批国宝。凭借张大千在国际上的声望，如果把《韩熙载夜宴图》拿到纽约或伦敦拍卖，那绝对能换来几辈子都花不完的泼天富贵。
但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张大千守住了中国文人最后的底线。他心里跟明镜一样：个人的穷富是小事，国宝一旦流落异邦，自己就是历史的罪人。
他通过一位极其信任的中间人，主动联系了大陆方面，表明了想要转让画作的意愿，并且开出了一个几乎等同于白送的“超低价”——连同五代董源的《潇湘图》、敦煌的珍贵卷子等一堆稀世国宝在内，打包价仅为2万美金！
当时，周恩来总理获悉此事后高度重视，立刻批示拨款，并指派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亲自飞赴香港，完成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国宝抢救行动。
从花500两黄金放弃王府豪宅买下国宝，到最终以2万美金的折本价让国宝重归故里。张大千这看似“血亏”的买卖背后，藏着的是一颗无可估量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