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四大秘书之一叶子龙，默默跟随主席整整二十七年，为何只留下了一张与主席的合影？
1935年初春，红军主力冲破金沙江追堵，十来岁的机要兵叶子龙抱着密码本，跟着队伍连夜跋涉。风刮在脸上像刀，他却咬牙背电报机继续前行，当时没人想到，这个单薄少年会在毛泽东身边一站就是二十七年。
浏阳山地贫瘠，人称“九山半水半分田”。叶家祖上靠做土炮糊口，童年时他最熟悉的不是书本，而是硝粉与纸捻。九岁那年，家里实在交不起束脩，他被迫辍学，随后给烟花作坊当学徒，每天粉尘扑面，衣衫常年硝味。不久，湘赣边界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贫寒出身让他很快明白“翻身”二字的分量，十岁就混迹童子团，夜里贴标语，白天替农会放哨。
1929年冬，土豪带着保丁砸了叶家门板，疼得祖母直跪地喊“莫烧屋”。少年逃进深山，靠野菜熬过三天，随后与十几个伙伴商量：“与其等死，不如去找红军。”一群孩子对着篝火起誓，人人改名断旧缘，他挑了“子龙”二字——听说赵子龙万军中救主，一枪挑灯，威风极了。第二年春，他终于在醴陵与红六军团会合，被编进通信排。

译电员的世界没有硝烟，却比枪林弹雨更危险。数字替代，字母跳跃，一点疏忽便是全军覆没。叶子龙在长征途中跟着曾希圣学习密码，每夜守着微弱的马灯抄稿。一次嘉陵江边敌机轰炸，油灯翻倒，他抱着电台跳进水里，电报纸被浸湿，他用体温慢慢烘干——正是这份谨慎，让军委注意到了他。
陕北落脚后，毛泽东常在枣园夜谈，写稿子、改电文。叶子龙被调进军委作译电秘书。乡音相近，办事利索，毛泽东见他精神，笑称“浏阳子弟能吃苦”。不久，又有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加入，秘书班底成形，各有分工。叶子龙是那支小分队里的“管家”：改稿、印刷、联络、警卫，样样得过。

抗战最紧张的岁月，他背着油印机在窑洞和密林间转移，黑夜里守望电波。延安物资拮据，墨水用完，他就用锅底灰勾兑；蜡纸打穿了，就把旧报纸翻面再用。有人笑他“抠门”，他回一句，“省下的墨，就是前线的子弹”。这股子较真被记录在案，多年后还让难事绕着他走。
1949年3月23日，西柏坡起程进北平。首都尚在敌伪旧衙门的框架中，衣食住行都得从零开始。抵达颐和园那晚，厨房连米都没备齐。毛泽东看着冷锅冷灶沉着脸，“当家要有章法，不能叫兵空腹打仗。”叶子龙忙得满头汗，跑到附近大车店买来几个大饼，总算让主席吃上口热粥。有人耳听见毛泽东低声说：“小叶，还是你靠得住。”话音轻，却重若千钧。

香山双清别墅时期，是革命者难得的静默时光。夜色降临，蛙声四起，毛泽东常沿廊檐踱步，忽而呼唤：“子龙，放蝉！”他拿出随身纸盒，放飞几只细小蝈蝈，领袖乐得孩子般拍掌。那年夏夜，灯下拍合影，毛泽东拉住叶子龙的手，“辛苦了。”咔嚓一声，留下唯一的照片。两人共同守护的，是尚在襁褓中的共和国。
新政权运转后，秘书工作负荷倍增。外事照会、政务日程、报告起草、机要加密，分秒必争。叶子龙常推掉进城看戏的机会，怕电话铃一响找不到人。有人统计过，他平均每天睡不到四小时，却从没误过一次口授。不得不说，这种近乎自我牺牲的职业伦理，为后人树了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尺。
1960年，党中央决定让部分机关干部到基层“接地气”。叶子龙被派往河南信阳。当时豫东灾情吃紧，饥荒、旱涝并至，他顶着烈日走村串户，记下七十多本民情笔记。临行前，毛泽东语气平静：“到下面看看，心里更亮堂。”叶子龙立正答：“主席放心，子龙去去就回。”谁知这一去，竟成诀别。

1962年8月29日，北京钓鱼台的小院里，两人再次相见。物是人非，毛泽东已换上灰呢中山装，头发花白，却仍开口问：“身体还行？”叶子龙答：“能吃能睡。”他们在院门口合了一张影，没有寒暄，也无道别词。快门再次响起，这张照片成了叶子龙珍藏一生的惟一“与主席同框”。
此后，叶子龙转至地方工作，历任国防科委机要处长、空军党校副政委，始终不提当年往事。熟人问起，他摆手笑：“那是份差事，没什么风光。”1995年，他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七十九岁。书柜里那张1962年的老照片，边角早已卷起，却依旧平静地诉说着他与新中国共成长的漫长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