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佩戴军衔的国防部长，曾英勇猎杀4只老虎，还曾亲自为毛主席送上虎肉
1940年十一月的子午岭夜色像一张被墨汁浸透的幕布，山风卷着动物的喘息声在林间回荡。正在巡逻的八路军战士忽听虎啸，紧接着树梢一阵惊鸟扑腾。“老耿，真有老虎！”有人低声示警。“端枪，不怕！”他一句话压住慌乱。扣动扳机之前，他的身影已经跃进黑暗，几声枪响后，林子归于寂静。这头猛虎是他当年打下的第四只，也成了后来送到延安窑洞里的一份稀罕年货。
把镜头倒回三十二年前。1908年，湖南醴陵山坳里多瘴疠，人瘦田薄。耿飚生下来便虚弱，随时可能夭折。父亲见不得儿子没精神，索性把在清军学到的拳脚、马术全数倾囊相授。每日鸡鸣即起，拳打十三式，晚上还要练木枪演阵。筋骨就这样被拉开，胆子也被撑大。穷乡僻壤没有多少读书机会，可家里简陋的练武场，反而成了他最早的“军校”。

1929年底，家乡白色恐怖加剧，耿飚拉起三十余名青壮闯进深山。在东乡小庙口那一战，他靠一把老掉牙的汉阳造先声夺人，硬生生撬开了通往红军的大门。1930年春，这支草创的队伍编入红三军团，从此踏进长枪短炮交织的时代。
第一场反“围剿”，人数对比一比七。敌人的机枪像雨点洒落，他带着一个连从侧翼插入，靠烟雾和呐喊搅乱了对方指挥。战后，部队扩编，他被推上师参谋长。不到三年，又成了红四团团长。战士们私下给他起外号——“耿猛子”，说他冲锋时像豁出去的野牛。
湘江鏖战尤为惨烈。那几天，雨水、血水、河水混成一色。团部被迫前推到一线，弹药告急，他干脆把政委的驳壳枪抢来顶在腰间，带着十来个人往敌堑沟里炸。日落后清点，原本不到七百人的团只剩三百余口，却硬是拖住了数倍于己的追兵，为主力突围赢得喘息。事后他在笔记上写：“命悬一线的时刻，只有继续顶着打。”

抗战爆发后，他调到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驻守陇东。国民党封锁让边区缺盐少布，光靠中央接济远远不够。于是，大生产运动拉开帷幕。耿飚带队上子午岭，铲草根、挖梯田，连炊事员都得抓锄头。凑巧山里猛兽横行，狼嚎虎啸扰村民，打猎便成了“额外任务”。几次埋伏下来，四只东北虎被端了。虎皮留给边区医院缝褥子，虎肉腌好后挑进延安。毛主席见到这份特殊“补给”，打趣说：“看来老耿当年练的可不是花架子。”
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许多红军指挥员选择继续穿军装。耿飚却被调进外交部。外语基础谈不上，但他死记硬背，一有空就揣着小本子练发音。第一次陪同出访，他紧张得满头大汗，却咬牙用法语同外宾寒暄，结果对方惊讶地握住他的手连夸“将军的口音带着火药味”。这种直来直去的风格打动了周恩来。总理常叮嘱身边人：“他胆子大，也有分寸。”

1955年大授衔，军队同僚们忙着量肩章，他偏在外交礼宾司开会。此后穿西装的时间越来越多，按规定不再参与评衔。无军衔的身份并没让他疏远部队，前线来人汇报，他依旧一口一个“弟兄”，抽起旱烟，分析完战术才放人回去。
进入七十年代末，国防现代化迫在眉睫。1981年，党中央决定请他出任国防部长。那年他七十三岁，已是满头银发，却依旧每天清晨打桩步。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他请几位年轻参谋喝茶：“我不穿将军服，可你们别拿我当外行。咱们一起把部队的训练抓起来。”话说得不多，可劲头摆在那里。三年里，他推进轮训、拎着筒子枪上靶场实测射击数据，凡事要求数字说话，口碑不错。

他的履历像两条并行的铁轨：一边是枪林弹雨锤出的硬骨头，一边是礼仪长桌磨出的直脾气。两条轨交错伸向九十年代，1993年卸下公职后，他偶尔回陕北看望当年屯田的乡亲。有人问他当年那四张虎皮去哪了，他笑而不答，只将旱烟锅敲了敲，灰尘在夕阳里飘散。
2000年六月二十三日凌晨，北京细雨。耿飚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一岁。消息传到子午岭，年迈村民提起他仍称“大老虎猎手”。有人感叹：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靠的不是肩章，而是骨头里的那股倔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