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勒死我！”1944年，一地下党入狱后被汉奸认出，只好求狱友将他勒死，没想到，将死之时，他却踢倒了尿罐，把特务给惊动了。

这个地下党员叫任远，1919年出生在陕西绥德一个殷实家庭。家境好，念过书，脑子活泛，搁现在怎么着也是重点大学里的尖子生。可那个年月，念书念得越多，越看不得穷人受苦。十七岁那年，红军长征路过绥德，他背着家里人偷偷跑去参军，半大的小伙子，愣是把自己扎进了革命的洪流里。因为文化底子厚，脑子好使，他被组织挑中干上了情报工作。到1944年，才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已经是八路军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整个冀东通往伪满洲国的情报网，都攥在他一个人手里。这种位置上的人，脑袋是别在裤腰带上的，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琢磨今天还能不能活着见到天黑。

出事那年秋天，任远在河北丰润杨家铺参加特委扩大会议。八百多人的队伍，被叛徒出卖，日军纠集三千多人摸上来突袭。那场仗打得有多惨？430人牺牲，150多人被俘，活着逃出来的只有一百来人。任远突围时身中数弹，两条腿被子弹咬得血肉模糊，当场昏死过去。等他再睁开眼，人已经在日本人的担架上了。

他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喊疼，不是害怕，而是拼尽全力去够自己上衣内侧那个小本子。那上头密密麻麻记着整个冀东所有联络站的地址、暗号、发电频率和地下工作者的化名。这东西要是落到鬼子手里，整个情报网就得连根拔起，几百号人一个都跑不掉。手已经不听使唤了，肿得跟馒头似的，指头打不了弯，他咬着牙低声求旁边抬担架的老乡：“帮我撕了，喂我吃下去。”老乡趁着鬼子不注意，把本子撕成指甲盖大的碎块，一块一块塞进他嘴里。没水，嗓子眼干得冒烟，他硬是一口一口干咽了下去。那滋味儿，怕是比挨枪子还难受。

刚解决掉本子的麻烦，更大的麻烦来了。有个叫张铁安的汉奸，以前在任远手下当过联络员，后来叛变投敌了。这号人最怕老东家觉得自己没价值，见到任远被押进来，屁颠屁颠凑上去跟日本人邀功：“太君，这可不是普通俘虏，这是冀东地下党的头头刘杰！”——任远当时用的是化名。身份一暴露，日本人如获至宝，赶紧给他治伤、上药，生怕这条“大鱼”死在牢里。

任远知道，活不长了。一旦日本人动了真格的手段，严刑拷打之下，意志再坚定的人，生理极限撑不了太久。到时候自己扛不住，泄一个字，几百号同志就得人头落地。他被关在监狱里，浑身是伤，动弹不得，身边只有一个同牢的狱友——交通员李永。任远盯了李永半天，用微弱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句话：“同志，我命令你，把我勒死。”

李永愣住了。那是他的上级，他敬重的同志。让他亲手把任远勒死，这比杀了他本人还难受。李永连连摇头，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任远急了，语气陡然严厉起来：“这不是商量！是命令！我是情报核心，一旦开口，几百个同志全得死！”李永咬着牙答应了。他解下搭毛巾的绳子，套在任远脖子上，用腿压住他的胸口，用力往后拉。任远咬牙一声不吭，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脸涨得发紫。就在快要断气的那一刹那，身体的求生本能彻底失控了——他的腿猛地一蹬，一脚踢翻了旁边的尿罐。

“咣当”一声，在死寂的深夜里炸开了。门外打盹的日本宪兵被惊醒，推门一看，好家伙，犯人要自杀！赶紧冲上来七手八脚把任远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任远昏死了十几个小时才醒过来。没死成。

但人没死，心却活过来了。任远后来想明白了：革命还没干完，我不能白死。既然死不了，那就好好活着，跟日本人斗到底。他开始装投降。面对宪兵头子宫下大尉，主动开口“交代”。他先是“供出”山海关伪军团长张爱仁“暗通八路”——其实这个张爱仁早就想拿八路当投名状，设过埋伏坑害我军。任远添油加醋一说，日军信了，直接把张抓去东北挖煤了。接着他又“揭发”秦皇岛的日本特务武田，说他收了八路三十两烟土，还倒卖西药赚钱。宫下暴怒，把武田押回日本枪毙了。任远在牢里被关了将近一年，靠着这张嘴，在敌人内部搅了个天翻地覆。

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监狱乱成一锅粥。任远趁乱组织狱友暴动，硬是从鬼门关里闯了出来。解放后他被授予大校军衔，2004年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五岁。一个曾经主动求死的人，最后活成了最长寿的那个。

任远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不是不怕死，而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死。那个被踢翻的尿罐，不是失误，是老天爷在告诉他——你得活着，你的仗还没打完。他活下来了，带着这份使命，把剩下的人生，活成了一场对敌人的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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