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这话能冲上热议，根子不在“大家不想做好事”，根子在“做好事太容易倒霉”。近一两年，类似事一件接一件冒出来。
 
湖南尹先生带儿子看病途中扶起摔倒老人，被家属索赔3万元还遭“追究刑责”威胁，十余天里精神恍惚、四处奔波，直到找到隐蔽监控才洗清嫌疑，维权花费近4000元，而讹诈者仅口头道歉，未承担任何实质性责任。
 
深圳公交司机马某搀扶自行摔倒的75岁老人并垫付2000元医药费，反被联合家属索要100万元赔偿，最终靠车内监控自证清白，耗时数月才恢复正常生活秩序。
 
江西小伙小孟扶起醉酒摔倒老人，被对方诬陷还遭家属掌掴，若不是民警在酒店停车场找到监控，他的清白可能永远无法证明，而老人仅被行政拘留5日，未赔偿任何损失。
 
这些案例有个共同特点：讹诈者拿不出任何证据却敢狮子大开口，即便讹诈失败，也只需道个歉，几乎不用付出代价；而被讹的好心人，要自己花时间、费精力找证据自证清白，承担误工、精神和经济损失。
 
更让人揪心的是，许多事发地无监控或为监控盲区，好心人难以自证，只能吃哑巴亏或破财消灾。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直击要害：在无证据讹诈案件中，应按“敲诈勒索”处理，即便不够刑事立案标准，也要高额罚款，大幅提高讹诈成本。
 
这与《民法典》第184条“好人条款”精神一致，该条款明确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损害，只要无故意或重大过失，救助人一律不承担民事责任。
 
杭州等地已先行探索，《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明确举证责任倒置，无需救助者自证“没撞人”，而需被救助方证明“救助者撞了人”，救助人因被诬告产生的费用可全额追偿，这一做法被法治日报等官媒肯定为有效避免“好人受委屈”的制度创新。
 
重庆、北京等地也出台政策，对见义勇为者给予奖励，对恶意讹诈行为进行处罚，形成正向引导。更关键的是警方主动介入和证据固定。江西小孟案中，民警在监控盲区主动走访周边，最终在酒店停车场找到关键视频。
 
南城警方处理类似案件时，坚持调取公共场所视频，用执法记录仪固定证据，让讹诈者无可辩驳。央广网评论指出，公安机关应更主动介入此类纠纷，第一时间固定现场证据，为后续处理提供客观依据，避免好心人陷入“自证清白”困境。
 
当前，多地正推进制度完善：北京试点“诬告反坐”，要求讹人者承担调查费用；多地将见义勇为纳入征信加分项目，同时明确恶意讹诈行为将影响个人信用记录。
 
这些举措与李玫瑾教授建议方向一致，都是通过提高讹诈成本、降低行善风险，守护社会善意。民法典与各地条例已为善意撑腰，但要让“扶不扶”不再成为难题，还需将严惩无证据讹诈落到实处，让警方主动固定证据成为常态，让举证倒置和维权追偿覆盖更广范围。
 
当做好事不再担心被讹，当讹诈者必须付出沉重代价，社会信任才能重建，人们才能放心伸出援手，让善意在法律保护下自由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