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当众称赞毛主席伟大，毛主席笑着回应：我们早已是老朋友，何必这么夸我呢？
1953年6月的北京，东交民巷里热气蒸腾。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正在进行，梁漱溟突然站起身，高声质问工业优先是不是把农民“摁进九天之下”。会场一下子安静，只剩扇子晃动的窸窣声。有人侧目，有人低头记录，也有人悄声嘀咕：这位敢对中央拍桌子的先生，又要惹祸了。
主席并未到场，他在中南海批阅文件。工作人员送上简报，寥寥几句便把现场状况写明。毛泽东合上纸，“老梁还是那股子倔劲。”他没急于表态，只吩咐把会议继续开下去，数据、理由都摊在桌面再说。几小时后，周恩来拿着统计册子回到会场，用一连串数字回应梁漱溟关于城乡差距的质疑。情势紧绷，却始终未到“翻脸”那一步。

外界以为梁将遭重罚。事实上，他的政协委员头衔、在京住所、小铜井的菜园——一样没少。有人暗地里猜不透缘由，却不知道这份宽容背后掩着三十多年的交情。追溯开去，还得回到1918年，北大哲学系新任讲师梁漱溟第一次踏进杨昌济的客厅，见到那个喜欢抽烟斗、话音洪亮的湖南青年。“小梁，你读过恩格斯吗？”对方开门见山，一句问话点燃了后来的无数夜谈。
抗战爆发后，两人在延安相会。窑洞里灯芯跳动，梁拿地图，指东三省，问日军兵锋何时可止。毛笑着在烟圈里勾勒出持久战的三阶段理论，还把根据地粮秣分配、民兵动员细节掰开讲。梁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可真下苦功夫。”第二天，他穿草鞋跟随警卫队下乡，看到互助组分粮，老乡把最后一把谷子交到公粮袋，仍在笑。那一刻，他承认自己的改良主义方案恐怕撑不起全面抗战。认服，但不盲从，倔劲仍在。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那天梁没上天安门，正随队考察河北农村。周恩来说起此事，毛立即让总理发电邀请。1950年1月，梁抵京。毛亲自接见，林伯渠作陪，只摆四道素菜。席间，梁忽然站起：“主席，您真伟大！”毛摆手，“老朋友嘛，何必铺张。”话虽轻，却把座中气氛拉回日常。饭后，毛叮嘱他再下乡走走，“先去河南，再去山东。”考察经费、车辆，一项项批示，一笔笔落实。
河南黄泛区的暮色里，梁迎着土风疾走，连喝了几碗糊涂面。他在日记写道：灾情尚重，群众情绪尚稳。返京向毛汇报时，他提及合作化方式、粮价变动，毛点头又摇头，“缓急不同，步子大了农具跟不上。”两人争到深夜，谁也不服谁，可没有一句话是空洞口号。

时间拉回那场1953年的会议。梁三次举手发言，声音越来越哑。周恩来则反复解释：“城市与农村收入比例大约一比一点五，我们没忘农民。”毛坐在后排静听，偶尔低声询问旁边工作人员：“数据核过没？”结束时，他只说一句：“慢慢谈，总路线不能乱，但批评不能堵。”一句话，留给梁也留给在座众人。
事情过去，梁给毛写信自陈：“言辞或有过激，乡间所见使我心急。”毛批注“可改可保”，退还手稿让他自己删改，然后全文刊于《人民日报》。1955年，他还请梁审定《告台湾同胞书》。那种既批评又使用的态度，在今日看来颇为罕见，却正是当年统战艺术的写照。

1972年12月，梁托人捧去一箱稿纸，说是写给毛的一封“长信”，十七万字。毛已病重，只示意秘书收下。1975年，病榻上的他在简报上写下一句：“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两年后，身穿旧棉袍的梁站在人民大会堂悼念厅，默立良久，再未多言。
进入八十年代，梁多次向学生回忆这位“老朋友”。有次他说：“我当年若不争论，心里会更不安。”有人追问是否后悔，他苦笑，“悔也罢，不悔也罢，终究得把话说完。”1988年6月，梁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五岁。整理遗物的人发现，他的书桌上仍摆着一页老旧的信笺，右上角写着“主席指正”四个字，却再无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