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陈郁从中央被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周总理坦言：他们明确提出希望你前去接任，你会同意吗？
1958年盛夏，珠江口的湿热尚未到来，北京西山一间略显闷热的小屋里灯光通明。周恩来合上文件，抬头对陈郁轻声说：“他们指名要你去，广东的同志盼着你。”短短一句，道尽中央对这次调动的慎重。
陈郁沉默片刻，手指抚过早已磨旧的钢笔，点头答道：“服从组织，一如既往。”这段对话没人记录，却在当晚的值班记录里留下一个醒目的批注：“陈郁，次日启程南下”。
火车尚未出丰台，他的思绪已回到1912年。那年，他十一岁，飘洋过海到香港做小学徒。先在裁缝店穿针引线，后转到汽车公司摸工具，最珍贵的收获不是工资，而是扳手和螺丝刀的用法。短句喊在心里：机械能养家，也能救国。

1921年春，他登上“亚洲皇后号”远洋货轮，成为火房里的新海员。码头、船舱、蒸汽机轮番见证中国劳工的艰辛。香港海员工会的传单在潮湿的船舱传递，他第一次听到“团结”二字的力量。翌年一月，港英当局拒绝提高工资，海员大罢工爆发，陈郁被推为支部负责人。零散的散工被他组织得井井有条，轮班、议价、筹粮，无一遗漏。
“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愤怒如同沸水。广州与香港工人响应上海，罢工、罢市、罢课三线并进。海员往返各大港口，将消息和物资穿针引线般串起。陈郁在码头边写下标语：“不装一箱洋货”。这句口号，吼出海风味，也吼出南洋货船的空荡锣声。
1927年冬，广州起义硝烟骤起。陈郁负责赤卫队的枪械与训练，三昼夜几乎未合眼。公安局、监狱、电话局一度插上红旗，但援军未到，起义终归失利。撤退香港途中，他回望木棉花似血的城墙，心知路还长。

1931年，他被派往苏联列宁学院深造。没想到转眼间，政治风云突变，他被下放至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三尺冰封的车间里，他既是劳动者，也是被观察者。工余时，同事唤他“红色彼得”；夜深时，他在油污工衣上写申请，要找回那本遗失的党证。五年后，任弼时辗转得知此事，与周恩来多方交涉，才让陈郁踏上返国列车。1940年初春，哈密的风沙扑面而来，他第一次嗅到家乡方向的潮湿空气。
抗战末期，党中央派他赴东北接管煤炭基地。阔别故土多年，他再次与矿井相伴。复产、检修、培训，一趟趟入井，一本本笔记，煤尘把蓝呢制服染成灰黑，数字却在统计报表里蹿升。1948年冬，他促成东北工人政治学校开课，第一批学员不足百人，却日夜捧着《机械制图》和《安全规程》背诵。课堂外，《白毛女》的戏曲在矿区舞台上唱起，战士们说：心里有光，煤炭就多。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燃料工业部挂牌那天，陈郁的任命令刚从国务院秘书厅送至门口，他便丢下笔记本冲向唐山矿井——井下瓦斯勘测设备缺口巨大，手工敲打岩层声在黑暗中回响。他提出“机械化采煤、分类统计、师徒带教”三项制度，四年间全国煤炭年产量翻了两番，电力版图亦初具雏形。1951年，他兼任北京矿业学院院长，反复叮嘱校长办公室：实验室的钱，一分不能少。

正因如此，当广东四位主要负责人联名上书中央要求调来“熟工业、懂外贸、接地气”的干部时，陈郁的名字跃然纸上。周恩来感慨良多：技术干部中能统筹全局的并不多，陈郁是能挑担子的那一位。
火车驶入广州，棕榈树像旗帜般欢迎新省长。他先不进省府，而是直奔黄埔炼油厂。高炉下温度逼人，他撩起裤管，蹲地摸着输油管道的震动频率，吩咐工长赶紧添置冷却水套。此后四年，他推动轻重工业并举，催生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让广交会这个名字与珠江同样蜿蜒入海。

1963年，华南大旱。香港来电称库容仅剩不足一个月。广东省政府彻夜未眠，东江—深圳供水工程被紧急摆上日程。陈郁亲赴勘测，一手抓设计，一手抓物资。万人参建，三千多万资金，八个月通水。首日清晨，东江水奔涌入香江，维港汽笛长鸣，报馆打出四个大字：山泉同源。
高强度工作终究透支身体。1974年3月20日，他还在珠江口查看海上钻井平台选址；翌日凌晨心脏骤停，享年七十三岁。灵车缓慢穿过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旁的石板路，沿途工人自发脱帽，行船鸣笛，旧日赤卫队的旗帜在江风里微微抖动。
从学徒到海员，从矿工到部长，再到省长，他没有华丽辞藻，只有手上常年洗不净的机油味。技术、组织、民生，不断交织成一条线，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方略紧紧缝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