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李莎递交了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最终在周总理亲自批示同意下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1964年初夏的北京，东长安街上梧桐新绿，街边的喇叭正播报着“中苏形势紧张”的消息。就在这样的气氛里，一份特殊的申请摆上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案头——申请人叫李莎，俄国人，来华已整整十八年，申请内容只有八个字：请求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在这份薄薄的表格背后，是一条曲折得几乎与中国革命同生共死的家庭轨迹。时间如果回到三十二年前，1923年的安源煤矿，那个身形清瘦却嗓音洪亮的湖南青年李立三意气风发，带着工友们走上罢工的街头。他后来说，正是那一年“第一次听见自己心脏的响声”，自此认定革命为唯一道路。六年后，“立三路线”在党内遭到严厉批评，他被迫离开前线，转赴莫斯科接受检讨。看似贬谪，却为他打开了另一段命运。
苏联的漫长冬季让许多外来者心里发凉，李立三也不例外。可他没想到，命运在莫斯科街头为他安排了一位来自喀山的年轻姑娘——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当地人管她叫丽萨，纤细的身形、坚硬的下巴，和常年背在肩头的画夹，让这个“大小姐出身”的俄国女学生在人声鼎沸的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旁显得独树一帜。初次见面，丽萨盯着李立三看了整整十秒，然后用略显生硬的中文说：“你的照片在《消息报》上出现过吧？”一句玩笑，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1935年，他们在莫斯科婚礼登记处写下名字。那天李立三把自己在中国常用的“李立三”改作“李明”，给妻子取了个悦耳的中文名——“李莎”。婚后的他们远离政治风头浪尖，李莎在外语师范学院读书，李立三则以“翻译兼顾问”身份维持生计。偶尔收听到远东广播里传来中国抗战的消息，两人总要在昏暗灯光下商量：“什么时候能回去？”李莎总回答：“只要你回，我就跟着。”那句话后来变成了诺言，也成了她此生最长久的背书。
幸福并未持续太久。1938年，肃反的阴霾骤然笼罩莫斯科。一个秋夜，李立三被无声无息地带走。团支部书记敲开李莎宿舍的门，语气沉重：“你的丈夫涉嫌托派活动，组织要你划清界限。”李莎的回答很短：“他是清白的，我愿意等待。”几个月后，她交出了团员证，却没交出信任。同年冬天，她流着泪抱着女儿英娜蜷缩在暖气旁，读那封暗地里托人带来的狱中信——李立三在信里写：“不要怕，革命和爱情一样，都需要信仰。”

1939年春天，李立三被释放。苏德战争随后爆发，中苏交通几近断绝。直到1946年，辗转西伯利亚和满洲里后，这个小家庭终于踏上回国的列车。那是十月，北风劲吹，哈尔滨站外等待他们的是一辆老旧的吉普车。车门打开，李莎第一次踩在异国土地上，厚重的雪让她踉跄了一下，身边的丈夫连忙扶住，“回家了。”这一刻，他们都以为苦难大概就此结束。
建国后，李立三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后又在劳动部任职，虽不复当年党内核心地位，却也算得上是元老级人物。李莎则被分配到北京俄语学院，教授苏俄文学。最初几年，生活甚至带着几分浪漫：中秋夜夫妻俩在积水潭边买来一壶二锅头，边喝边数天上的星斗；每逢胜利日，她会哼起俄语歌曲，丈夫就在旁边轻声合拍。可风向说变就变。1959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中苏官方龃龉此起彼伏，街头巷尾开始传出流言——“李莎是苏联间谍”。从工会机关到外语学院，都有人悄悄提醒：最好和她划清界限。
面对压力，有人规劝李立三：“离了吧，省得一起受牵连。”他的回话很硬：“夫妻一场，怎可见风就散？”1962年10月14日，他写下那封四千字的长信递到人民大会堂，请求组织还妻子清白。几天后，周恩来把他叫到办公室，泡了一杯龙井，“立三哪，你愿意就这么办。她若愿意留下，可让她转成中国国籍。”短短一句话，既是对同志的关照，也是对敏感局势的老练判断。

转国籍可不简单。彼时北风乍起，行政流程并未成型，绝非一纸申请就能成真。李莎在北京公安局递交材料时，仍保持一口听不出畛域的普通话：“我愿意成为中国公民，今后生死荣枯与中国连在一起。”审查耗时两月，9月12日，周恩来在呈报的最后一页批下“同意”两字，用的是他惯常的蓝黑墨水笔。文件归档那天，李立三去了趟阜成门内照相馆，照下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背景是棕褐色天鹅绒幕布，李莎把新换的深灰色旗袍扣子扣到了最顶一颗。
可政治风暴并未因这纸国籍证书而终止。1966年“红色海洋”里，外籍出身的往事被反复提起。有人喊口号：要揪出隐藏的苏修特务。当年6月22日，李立三因多年劳累与心脏病突发病逝，享年六十八岁。守灵的人寥寥可数，李莎却没能送终——她已被押往清河一处临时看管点。多年后她回忆那夜的哭声“像潮水，一浪一浪地打在铁门上”，却无人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