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这话能冲上热议，根子不在“大家不想做好事”，根子在“做好事太容易倒霉”。近一两年，类似事一件接一件冒出来。
 
2006年的彭宇案，算是拉开了扶不扶信任危机的序幕。小伙彭宇好心扶起摔倒的徐老太，反被一口咬定是肇事者，闹上法庭后，尽管事实模糊，法院却以常理推断判彭宇赔偿四万多块。
 
案子一出，全国哗然，从此老人摔倒不敢扶成了社会痛点，大家心里都打鼓：我要是扶了，下一个被讹的会不会是我？
 
后来类似的事没断过。2009年天津的许云鹤案，他停车扶起翻越护栏摔倒的王秀芝老人，被老人索赔十万多，一审二审都判他担责赔钱。没有监控，没有证人，好心人的清白全靠对方良心，可这份良心，偏偏最靠不住。
 
再看近几年的案例，更是让人窝火。2025年福建，两个初中女生看见老太骑车摔倒，主动下车去扶，结果老太反咬一口，说自己是被女孩们吓到才摔的，张口就要22万赔偿。
 
交警一开始还判了女孩次责，好在完整监控还原了真相，老太一家才撤了诉。可要是没监控呢？两个花季少女，人生刚起步，就要背上巨额赔偿，一辈子都可能被这件事毁了。
 
还有江西九江的义工，路上扶起92岁摔倒老人，被家属一口咬定是肇事逃逸，要不是交警调了沿路监控，义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上海的柴先生更冤，地铁站里扶起受伤的六旬老人，自己还受了伤，老人不仅不承认他见义勇为，连医药费都不肯出，最后闹到法院，靠着监控才拿到七千块补偿。
 
这些事看着都憋屈，更让人无奈的是，很多讹人的老人和家属，最后啥事没有。就算被揭穿是碰瓷，大多只是道个歉、撤个诉就完事了，最多被批评教育几句，几乎不用承担任何实质性惩罚。
 
2013年三个小孩扶老太被诬陷，老太的儿子因敲诈被拘留10天罚款500块，可70多岁的老太因为年龄超了，连拘留都免了。
 
讹人成本低到离谱，做好事的风险却高到吓人——轻则被纠缠、被辱骂，耗费时间精力自证清白；重则被索赔几万、几十万，甚至闹上法庭、留下案底。
 
一来二去，谁还敢轻易伸手？大街上老人摔倒，路人先摸手机拍视频、找证人，甚至绕着走，不是人心冷漠，是被讹怕了，是善意被伤透了。
 
李玫瑾教授之所以说要按“敲诈勒索”严惩，不是针对老人，是针对这种“利用善良讹钱”的恶，是要把讹人的成本提上来，给好心人撑腰。
 
从法律上说，“敲诈勒索”不是随便定的。根据刑法和两高司法解释，故意捏造事实，用威胁、要挟的方式强行索要钱财，数额达到2000元以上就构成数额较大，3万以上就是数额巨大，不仅要罚款，还能判刑。就算没达到判刑标准，按《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能拘留、罚款，绝不能轻飘飘放过。
 
那些讹人的老人和家属，心里比谁都清楚知道不是好心人撞的，就是想找个冤大头替自己的医药费、损失买单。拿不出证据还死咬着不放，张口就要天价赔偿，这不是敲诈是什么？
 
明明是自己摔倒，却把责任全推给好心人，用“老人”“弱势”当挡箭牌，吃定了普通人怕麻烦、怕闹大的心理，这种行为本质上就是勒索，就是消耗社会公德。
 
以前总有人说，老人年纪大了，就算讹人也该体谅，可体谅从来不是纵容。善良是相互的，你对好心人下狠手，就别怪法律对你不留情。
 
要是讹人不用担责，想讹就讹、想罚就罚，那以后谁还敢做好事？谁还愿意相信陌生人？长此以往，社会只会越来越冷漠，老人真摔倒时，就算快没命了，也没人敢伸手，最后害的还是老人自己。
 
李玫瑾教授说“不能判刑就高额罚款”，就是要打破这种“讹人无成本”的怪圈。不管是谁，只要敢诬陷好心人、敢敲诈勒索，就算因为年龄、情节判不了刑，也要罚到他肉疼、罚到他不敢再犯。
 
只有让讹人的代价远远超过讹来的钱，才能从根上遏制这种歪风，才能让好心人不用再担惊受怕，敢放心大胆地伸出手。
 
法律该保护的是守法的好人，不是作恶的坏人；该体谅的是真正的弱者，不是故意讹人的无赖。
 
这些年，国家也在慢慢完善法律，民法典里明确了“好人条款”，因保护他人受损的，受益人该补偿，侵权者要担责。
 
这就是信号：别再拿“老人”当护身符，别再觉得善良好欺负。以后再遇到扶老人被讹，只要对方拿不出证据，别妥协、别私了，直接报警、起诉，就按敲诈勒索来，该罚款罚款，该追责追责。
 
我们从小就被教“尊老爱幼、助人为乐”，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美德，不能毁在少数讹人的人手里。人倒了可以扶，人心倒了，想扶就难了。只有让讹人的人付出代价，让好心人得到保护，才能让善意不被辜负，让“扶不扶”不再是难题，让大街上的每一次伸手，都不用再提心吊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