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起老人后被索要天价赔偿的，若老人拿不出任何有效证据，就可以按 “敲诈勒索” 提起诉讼并予以严惩！
这番话能引发热议，根子不在“大家不想做好事”，根子在“做好事太容易倒霉”。近一两年，这类事件接连不断地出现。

2025 年 9 月，湖南常德桃源县的尹先生带着儿子去医院看病，路遇一位推自行车的老人摔倒，他好心上前扶起，却被老人家属指控撞人并索赔 3 万多元。尹先生找了十余天，才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找到监控，证明自己与老人摔倒无关。即便如此，老人家属在看完证据后，也只是扔下一句 “对不起” 就匆匆离开，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道歉或赔偿。

类似的事情在深圳也发生过。2026 年 4 月，一名小学生陈宇在上学路上扶起了摔倒的老人林德顺，却被老人及其家属索赔 10 万元，理由是 “如果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幸运的是，路口监控完整记录了事件全过程，法官在法庭上播放监控后，全场哗然，老人的谎言不攻自破。

更让人揪心的是甘肃白银的周女士案例。2025 年 5 月 16 日晚，周女士遛狗时看见一位坐电动轮椅的老人栽进渠沟，她立马跳下去施救，还喊来路人帮忙。可等老人脱了险，其中一位 “路人”—— 也就是老人的亲儿子，竟一口咬定是周女士的狗把老人撞下去的，索要 5 万元赔偿，还抛出了那句经典的 “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救？”。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是，讹诈者几乎没有任何成本，讹成了就是成千上万的赔偿，讹不成也不过是一句轻飘飘的 “对不起”。

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显示，2018 至 2023 年全国 “扶老被讹” 民事纠纷达 132 起，87% 的被讹者需靠监控自证清白，而讹人者承担实质法律责任的仅 11%。更令人忧心的是，这类事件年增 17%，每一次发酵都在侵蚀社会信任的根基。

中国社科院《社会心态蓝皮书 (2025)》显示，仅 32% 的民众表示遇到老人摔倒敢上前搀扶，较 2010 年的 79% 暴跌 47 个百分点；人民网同期调查更扎心，明确表示 “一定会扶” 的人仅 14%，剩下 86% 要么犹豫观望，要么直接转身离开。在年轻群体中，恐惧更甚：18-35 岁人群里，敢主动搀扶老人的比例仅为 9%。

这种信任危机的背后，是法律惩戒的缺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9 条规定，敲诈勒索可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下罚款。

但现实中，多数类似案件止于口头警告或轻微罚款，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而《刑法》第 274 条规定的敲诈勒索罪，需要满足 “数额较大”（通常 3000 元以上）等条件，很多讹诈行为因金额不够或证据不足，难以被定罪。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正是要填补这个法律空白。她认为，对于那些拿不出证据却坚持索要天价赔偿的老人，即便不构成刑事犯罪，也应该处以高额罚款，比如上万元甚至数万元，让讹诈者 “得不偿失”。

同时，她还建议推行 “举证责任倒置”，即被救助者指控扶人者撞人时，需要自己提供证据，而不是让扶人者自证清白。

值得欣慰的是，杭州等城市已经率先尝试这种做法。2025 年起，杭州规定，在救助老人引发的纠纷中，被救助者需要提供证据证明救助者存在过错，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一规定实施后，杭州的扶老人被讹事件下降了 60%，而主动搀扶老人的比例上升了 35%。

法律界人士也对李玫瑾的建议表示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罗翔在视频中指出，“扶人被讹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碰瓷’，如果法律不能为善良撑腰，那谁还愿意做善良的人？” 他认为，高额罚款不仅能惩罚讹诈者，还能起到预防作用，让那些想 “不劳而获” 的人望而却步。

其实，我们的社会从来不缺善良。2025 年 10 月，在河南郑州，一名老人突然晕倒在地铁站，周围十几名乘客同时上前帮忙，有人打 120，有人疏散人群，还有人用手机记录全过程，防止被讹诈。这一幕被网友拍下后，获得了数百万点赞，大家纷纷留言：“不是不想扶，是怕扶了之后说不清。”

这种矛盾心理，恰恰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人心变坏了”，而在于 “行善成本太高了”。当做好事需要冒着被讹诈、被起诉、被网络暴力的风险时，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明哲保身。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将李玫瑾教授的建议纳入法律修订议程，通过立法手段严惩扶人被讹行为，重建社会信任。只有当 “扶老人” 不再是一个需要纠结的选择题，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本能反应时，我们的社会才真正充满了温暖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