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地下党员傅有智被捕,敌人把他带到了海滩,连开5枪,枪枪命中,谁知,等敌人走后,傅有智却被雨水打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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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21日深夜,厦门打石字海滩的暴雨像无数鞭子抽在沙地上,混着血腥味的雨水灌进傅有智的鼻孔。
他躺在血泊里,五发子弹嵌在年轻躯体上,耳根的血糊住了半边脸,脖颈的弹孔汩汩冒血,肩膀和腋下的伤口像被烙铁烫过,疼得他几度昏死。
最后一丝意识消散前,他听见民兵的嗤笑:“这共党崽子,五枪都打不死?”
冰冷的雨水成了他的救命符。
不知过了多久,他猛地呛醒,喉咙里全是沙和血。
眼前是漆黑的海,身下是混着血沫的泥,怀里的《共产党宣言》被血浸成暗红,封皮上的弹孔还沾着碎肉。
他动了动手指,钻心的疼从伤口炸开,却也让他确定:自己还活着。
这死里逃生的奇迹,得从六天前那个闷热的午后说起。
傅有智是厦门同文中学的青年教师,27岁的他总爱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站在讲台上讲“耕者有其田”时,眼睛亮得像星子。
学生们爱听他讲课,因为“傅老师的课,比说书先生的《水浒传》还带劲”。
1929年他加入共青团后,把讲台当战场,给工人夜校讲“罢工争权益”,给码头苦力说“团结起来力量大”。
他很快成了敌人眼里的“钉子”,被叛徒出卖后,在攻打盐税局的行动中被捕。
审讯室的皮鞭声能穿透三条街。
敌营长叼着烟,看傅有智被打得后背皮开肉绽,血顺着裤管滴在地上,汇成个小水洼。
“说!同党名单在哪?”
烟头摁在他手背上,滋啦一声,焦糊味混着血腥味散开。
傅有智咬着牙笑:“我这条命,是给穷人的,不是换你们狗官荣华的。”
烙铁烫在胳膊上,他疼得浑身抽搐,却只吐出三个字:“不知道。”
五天五夜酷刑,他没吐半个同志的名字,敌人终于泄气,决定“送他上路”。
7月21日晚,几个民兵押他到海滩。
乌云压得人喘不过气,枪栓拉动的声音比雷声还响。
第一枪打在耳根,他眼前一黑。
第二枪擦过脖颈,血喷在沙地上像朵红梅。
第三枪、第四枪、第五枪……他数着枪声,心想“完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雨夜成了他的“复活甲”。
冰冷的雨水冲刷伤口,竟让他从昏迷中醒转。
他撑起身子,每动一下都像有刀子在割肉,却死死盯着不远处渔村的灯火,那是生的方向。
绑手的麻绳勒进肉里,他用石头磨,用牙咬,磨了半个时辰,指节都磨出血,终于磨断。
血顺着胳膊往下淌,在沙地上拖出歪歪扭扭的痕迹,像条求生的蚯蚓。
他爬过礁石,躲进一片芦苇丛,把怀里的《共产党宣言》藏进泥里。
那是他最后的念想,不能让敌人毁了。
天快亮时,他敲开渔村表舅的门。
表舅看见浑身是血的他,手里的油灯“啪”地掉在地上:“你不是被枪毙了吗?”
他虚弱地笑:“阎王嫌我命硬,又把我踹回来了。”
表舅连夜给他洗伤口,用灶灰止血,又翻出件破棉袄换下血衣,连夜送他上山,藏进一个隐蔽山洞。
“你这伤,得治。”
表舅说。
傅有智知道,山洞不是久留之地,敌人迟早会搜山。
他咬着牙,拄着木棍去鼓浪屿找三嫂。
三嫂见他活着,眼泪“唰”就下来了,连夜把他接回家,用热毛巾敷他冻僵的脚,熬了碗小米粥,一勺勺喂他。
养伤的日子里,他没闲着,三嫂纳鞋底,他就帮着搓麻线。
三嫂做饭,他就坐在门槛上给孩子们讲“红军打土豪”的故事。
孩子们听得入神,他眼里却总闪着光,那是想回组织、想继续干革命的火。
伤刚好,他就回了安溪老家。
组织上听说他“死而复生”,都惊得合不拢嘴。他没提自己的伤,只说“我这条命是捡来的,得替牺牲的同志多做事”。
他重建官桥区委,带着农民“五抗”,把土豪劣绅的地分了,把减租减息的政策落到实处。
百姓们都说:“傅先生是活菩萨,带着我们过好日子。”
敌人恨得牙痒痒,却拿他没办法。
他像只打不死的“小强”,今天在村头演讲,明天在山上打游击,把安南永德地区搅得天翻地覆。
直到1933年9月8日,敌人设下“青云楼”陷阱,让他去“收编”假意投降的王观兰。
他带着几个同志走进青云楼,刚坐下就听见枪响。
这次,敌人没再给他机会。
9月17日,他和陈凤伍等四位战友在凤冠山就义,时年30岁。
整理遗物时,同志们在他贴胸的口袋里发现张字条:“若遇不测,党费交组织。”
那本被血浸透的《共产党宣言》,后来被安溪革命纪念馆收藏,封皮上的弹孔还清晰可见。
如今,安溪凤冠山的烈士墓前,总有年轻人献花。
傅有智的故事,没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口号,却藏着最朴素的道理。
有些人的命,生来就不是为了自己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