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 “敲诈勒索” 起诉进行严惩！

这话能冲上热议，根子不在 “大家不想做好事”，根子在 “做好事太容易倒霉”。近一两年，类似事一件接一件冒出来。

2025年9月，湖南桃源的尹先生带着生病的儿子去医院，路上看到一位推自行车的老人摔倒，想都没想就上前扶了一把。可就是这个出于本能的善举，让他陷入了十几天的噩梦。

老人家属一口咬定是尹先生撞倒了人，张口就要3万元赔偿，甚至还威胁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偏偏事发地处于监控盲区，尹先生百口莫辩，只能放下生病的孩子，每天四处奔波找证据，整个人精神恍惚。

直到他在一处隐蔽角落找到了完整的监控录像，画面清清楚楚显示，他的车和老人的自行车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接触，这才终于洗清了冤屈，可真相大白后，家属只轻飘飘扔下一句 “对不起”，就转身走人，没有任何赔偿，更没有受到任何惩戒。

这样的事，从来都不是个例，2025年2月，山东临沂的王先生扶起摔倒的骑车老人，反被家属诬陷成肇事者，最后靠着行车记录仪才自证清白。

2024年5月，甘肃白银的周女士救起掉进渠沟的轮椅老人，却被老人家属质问 “不是你撞的，你扶什么扶”，为了证明自己没做错，她两个月里四处奔走找监控、寻证人，心力交瘁下暴瘦22斤，最后只换来一封敷衍的道歉信。

2024年9月，江西抚州17岁的小伙孟欣轩扶起醉酒摔倒的老人，不仅被诬陷撞人，甚至还当着警察的面被老人多次掌掴，最后老人只因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几日。

这些事看下来，没人不觉得寒心，而冰冷的数据，更能看清这份善意正在被怎样消耗。

有数据显示，2018到2023年，全国 “扶老被讹” 的民事纠纷有132起，还在以每年17%的速度递增。这些案件里，87%的救助者都要靠监控、证人才能自证清白，就算最后赢了官司，平均维权周期也长达47天，普通人根本耗不起。

更讽刺的是，这些讹人的人里，真正承担法律责任的只有11%，绝大多数都只是口头道歉了事，诬告成本几乎为零，南开大学2022年的一项实验数据更直观，志愿者看完扶人被讹的视频后，48小时内的救助意愿从72%直接暴跌到35%。

其实我们国家从来都不缺保护好人的法律，《民法典》里早就有专门的 “好人条款”，明确规定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就是为了给好心人撑腰，消除大家 “扶不扶” 的顾虑。

可现实里，这条保护善意的条款，很多时候没能挡住恶意的讹诈。核心问题就在于，举证责任的错位和违法成本的不对等。

按照法律规定，本来是谁主张谁举证，老人说被人撞了，就该拿出证据来，可现实里，往往变成了好心人要拼尽全力找证据证明自己没撞人，找不到就要赔钱，就算最后找到了证据，讹人的人也没什么损失，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就翻篇了。

这也是为什么李玫瑾教授的建议，能得到全网一边倒的支持，她的建议核心，从来不是要苛责老人，而是要打破 “讹成了赚大钱，讹不成没损失” 的侥幸，把失衡的成本重新拉回来。

拿不出证据还敢张口要天价赔偿，甚至用刑事责任威胁救助者，这种行为本身就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就算因为年龄、金额等原因没法判刑，也要用高额罚款让他们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还要让他们承担好心人维权产生的误工费、精神损失费，不能让好人既受委屈又受损失。

我们常说，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可现在，连普通人伸手扶一把的善意，都要面临动辄倾家荡产的风险，谁还敢毫无顾忌地伸出援手？

路上摔倒的是一位老人，可如果善意被一次次消耗，未来摔倒的，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毕竟谁都有老的一天，谁都有遇到危难、需要别人拉一把的时候。

保护善意，从来都不是靠道德说教，而是要靠法律的刚性兜底，只有让讹人者付出远超收益的代价，让行善者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才能真正走出 “扶不扶” 的困境，让善良能放心大胆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