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东芝走了，把生产线搬去了越南。阿迪耐克也走了，将工厂搬到了越南，现在就连佳能也关闭了中国工厂，把产能转移到了越南、泰国。

2019年12月31日，惠州。

三星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在这一天彻底熄灯停产。

干了几十年的老员工拿着补偿金，在厂门口合影留念。身后是黑漆漆的车间，面前是凛冽的冬风。镜头之下，有人笑着笑着，眼眶就泛起了红意。

同款场景，四年后又在珠海上演。

佳能珠海厂——曾经全球最大的数码相机生产基地——在2023年底彻底关门。巅峰时期，这里一年能出上千万台相机，上万名工人靠它养家。如今，产能全去了越南河内和泰国。

这两幕，不过是近年来外资工厂“大撤退”的缩影。

要说谁走得最早，东芝得算一个。

2010年前后，这家日本老牌电子企业就把家电生产线往越南挪，先从低端货试水，后来连空调、洗衣机、电视机整条线都搬了过去。

2021 年，东芝在中国的最后一条电视生产线在广东关停，全部产能集中到胡志明市。如今你走进家电卖场，东芝柜台里的产品几乎全是 “越南制造”。

东芝开路，三星紧随。

2014 年左右，三星开始大举向越南投入资金，原本计划投向中国手机工厂的预算，全部转移到了北宁和太原两地。2015年，北宁省首家手机厂投产。没过多久，太原省第二家也拔地而起。这两个以前没什么名气的小地方，一夜之间成了全球手机制造的重镇。

2024年的数据摆在那儿：越南制造业工人月均工资折合人民币约2300元，中国制造业工人月均工资超过5400元。

越南工人收入还不到中国的一半。

于是，设备从深圳、天津的工厂打包运走，熟练工人被分期分批分流到越南。到2019年，惠州工厂关张，深圳、天津厂此前早已陆续歇业。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阿迪达斯和耐克的故事如出一辙。

这两家运动品牌曾经在中国拥有上百家代工厂，珠三角、长三角的无数小厂靠给它们缝鞋底、粘鞋带、做包装过活。鞋舌上那个“MadeinChina”的标签，是多少80后、90后童年的炫耀资本。

可到了2018年，订单开始萎缩。越南、柬埔寨成了新的生产中心。品牌方给出的理由也很直白：那边工人工资低，地方政府还给税收减免、土地优惠，代加工这点微薄利润，在中国越来越难赚。

如今你去商场随手拿起一双阿迪耐克，十双里有八双标着“越南制造”，剩下的可能来自印尼或柬埔寨。供应商链条也跟着动了——鞋底厂、鞋带厂、包装厂，为了离品牌厂近点、省运费交货快，一家家全搬去了越南。

越南确实火起来了。

三星一家企业便在该地投入近180亿美元。其位于北宁与太原的两座工厂，年产量超2亿部手机，在三星全球产量中的占比逾半，实力可见一斑。越南出口总额里，约五分之一是三星贡献的。这个东南亚国家已经超越韩国，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手机出口国。运动鞋出口量更是稳居世界第一。

市场的标签也在悄然翻转。以前我们去越南旅游，纪念品十有八九是中国产的。如今情况彻底反转，国内超市的货架上，随手拿起一件商品，很可能就印着 “越南制造”。

可这故事真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美吗？

越南的便宜是有代价的。

越南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仅为中国工人的四成上下。40%，这意味着干同样的活儿，越南工人需要花2.5倍的时间。订单紧的时候，工人们常常加班到深夜，即便如此，效率还是追不上中国同行。

产业链的短板更明显。

越南的供应链远没有中国完整。

很多关键零部件——螺丝钉、芯片、电机、压缩机——还得从中国进口。这边工资是省了，可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又冒了上来。三星在越南的生产线就因为零部件供应不上，多次出现产能延误，最后不得不从中国重新采购。

说到底，越南更像是中国的“组装车间”，而真正赚钱的上游产业链，还攥在中国手里。

镜头切回国内，东莞、惠州、苏州这些老工业城市，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阵痛。

以前下班时分，街上全是穿工服的工人，路边小吃摊、便利店生意火得排队。现在呢？工厂空出来了，工人跟着走了，街道冷清得能听见风声。

玻璃门上贴着“转让”，有的连招牌都拆了。工业园里，曾经灯火通明的厂房黑着灯，院子里杂草蹿得老高。

商业生态链也断了。小吃摊没了客流，便利店撑不下去，连带着整条街的活力都在消退。城市在付出代价。

但这场产业迁移，本质上是中国主动按下“快进键”的结果。

越南承接了流水线，可产业链的“心脏”还在中国。

越南工人组装的手机中，芯片产自西安，屏幕来自深圳，电池则由东莞供应。谁才是真正的制造者？

这场大迁徙里，没有纯粹的输家。



参考：三星在中国最后一家手机制造工厂关闭来源：澎湃新闻 | 2019年10月03日 2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