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历史周期律”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在于任何体制的“自我异化”中,会产生一种“劣币优势”,形成“反向筛选”或“逆淘汰”,每一代人都“投鼠忌器”,直到这只“灰犀牛”冲到跟前……这种“异化”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吏治”便是关键领域之一,也是“劣币优势”的重灾区。庙堂的运作,需要具体的统治者和管理者来实施,这里面自然“有君子、也有小人”才是常态,“君子得志,欲行其道;小人得志,欲济其私”,君子对于后辈的提携是唯才是举、公事公办,小人对于自己“十族”的照顾,则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在上层结构的文官体系中,资源有限、赢家主导,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尚能凝聚共识(其实也就是物质利益充盈之下,还能有额外的“追求”),让文官集团整体更倾向于尽量选择“君子”;但是到了基层结构,“君子独行、小人成群”,小人的“政治衣钵”反而更容易得到“传承”,甚至还可以向文官体系的中层进行渗透,这便是“劣币优势”——同样的特权掌握在不同的人手里,如果监督也不到位,谁更不要脸、更没有底线,谁就能把有限的权能“玩出花来”……随着若干代的积累,“反向筛选”的结果就是导致最没有底线的宗族或集团,成为了“固化的”既得利益者,同时,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各领域领域的“豪强”,又在相互勾连、“近亲繁殖”中做大做强,以至于尾大不掉,形成“门阀”“财阀”“学阀”的联合体,绑架政策、控制经济、钳制舆论,最终把高层统治者“架空”得和末期的崇祯一样[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