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现代治理理念进行表述，在国家行为层面，黄老“无为而治”类似于“自由主义”（个体行为并非如此），儒家“克己复礼”类似“保守主义”，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治架构、不同文化体系中呈现方式有所差异而已。为什么“黄老之学”会被儒家取代呢？因为农业社会经济基础下，“黄老之学”不能适应“大一统”单一制国家的统治需求，具体来说是“两不足”——社会控制能力不足、动员组织力不足，即便儒家那一套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在统治者看来，“有为”总是掌握着主动权的。
何谓“社会控制力不足”？就像“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必然走向垄断”一样，国家“无为”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豪强崛起，而且这些豪强并不只依附于国家官僚体系的“门阀”，而是有发展为类似欧洲“封建领主”的倾向，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但汉代的行政架构是周、秦之法并用，特别是东汉，更是依赖河北、河南的地方豪族建国，便不得不对其妥协让步，光武帝“度田”失败就是政治上让步的最明显表现，于是东汉前后出现了“二重君臣关系”的文化概念，再进一步便是“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了，因此，成为“门阀”、而不是“独立王国”，已经算是世家大族与封建大一统王朝妥协的结果——这一定不是“皇权”想要的结果。
何谓“动员组织力不足”？“无为”的治国理念，必然在国家行政架构上倾向于“小政府”，但任何时代，“小政府”最主要的弊端便是社会动员力和组织力不足，很难有效应对对外战争、重大灾害等“危机”，也无法主动完成水利等重大“防灾”工程，因此，从统治者的角度看，在日常治理中，“有为”者往往比“无为”者能够更快地取得发展成效；在“急难险重”事情上，“有为”的官僚架构，也更有利于调动方方面面力量解决问题；甚至哪怕是满足统治者本人的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有为”的行政体系，也更能“如臂使指”——所以，只要统治者是“人”，哪怕是熟读史书，明知“与民休息”才是盛世之道，也仍会更倾向于以“有为”替代“无为”，这是人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