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回忆录二十四

第十四章在亚洲的野心

日本人显然要把白人逐出他们在亚洲的版图，消灭他们的利益、威望和影响力。日本人显然想要统治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至少一些日本领导人计划在达成上述野心之后，控制全世界。

几乎于1850年代对西方开放的同时，日本征服大陆的野心便一再激起。自从丰臣秀吉于1590年代征服朝鲜失败，切断与外界联系超过两个世纪之后，这种渴望一直潜伏着。

日本的征服标签已经有了变化。日本在“大政归还”的明治天皇（1868～1912）统治之下，开始征服行动：并吞琉球群岛和澎湖列岛，台湾和朝鲜，以及夺取俄国在满洲的“权利”。“大亚细亚主义”这个名词就是在明治时代制造的。近卫笃麿公爵是制定这个名词的主要人物之一，近卫笃麿是现在“爱好和平”的近卫文麿之父。近卫文麿把首相交替不是因为他反对攻击英美的计划，而是依照传统由于政策的剧烈改变而需要一个新的内阁。他父亲担任的唯一职位是贵族院议长①，他的早逝使仕途相对减短。不过以他在日本“维新”之后实力日渐壮大之际，热心支持侵略亚洲的表现上，活得也算是够长的。

笃麿建立“东亚同文会”，通过它，在上海、天津、汉口设立东亚同文书院，日本人在其中学习一种以上的中国方言，研究有关中国的问题，以及把中国人的思想转变为“日本主义”的方法。这些书院不久便成为日本扩张运动者的实力中心。学生被授以日本“殖民政策”的技巧；许多人成为中国人当中的间谍；另一些人在傀儡政权中活动。笃麿多次到中国及朝鲜，竭力宣传把白人影响力逐出亚洲的“大亚细亚主义”。日本最终成功并吞朝鲜，与他的宣传大有关系。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笃麿的儿子近卫文麿公爵，忠实地努力履行父亲的遗志。儿子当上首相后，提出“东亚新秩序”的口号；日本陆军所到之处，不论南京、北平、汉口、上海或广州，“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标语触目皆是。当然这种标语也在菲律宾、新加坡、荷属东印度，和所有占领区飞扬。

近卫公爵于1938年下半年发表两篇声明试图诠释“东亚新秩序”原则的含义。头一篇“帝国政府声明”发表于11月3日，第二篇“近卫声明”发表于12月22日。后者重申前者的原则。部分11月3日的声明是这样的：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的最终目的，亦在于此。此种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以期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和实现经济合作。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建设东亚新秩序，渊源于我国的建国精神，完成这个建设，是赋与现代日本国民的光荣职责……②

这些声明发表后，出版界排山倒海地出版书、文章、传单，试图诠释及形容文中的用辞。不管采取何种形式，神秘的或科学的，温和的或直率的，每个人只知道：日本支配东亚是征服世界的第一步。

近卫使用“建国精神”这句话。这个“精神”被另一个日本人森谷克己③定义如下：

全世界都知道，我国的建国精神是“八纮一宇”的伟大理想（世界一家）。④这个“八纮一宇”随着国家实力的发展而扩张。目前日本的国家实力已经扩张到亚洲大陆；因此以完成建国精神为使命的日本人民，有责任通过东亚大陆以延伸“八纮一宇”的理想。

现在日本人已经延伸“八纮一宇”到朝鲜、中国大部分、法属安南、缅甸、泰国、荷属东印度、马来亚，和许多较小的地区。

“东亚体系”的口号被一个与近卫接近的日本人杉原正己⑤做了反面诠释，他谴责两个现存的“旧秩序”：

迄今支配着世界的两个旧秩序已经没有成长的能量。我认为旧的世界秩序，是过去几十年来基于自由主义的国际资本主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因继承国际资本主义架构内的矛盾而激起的国际社会主义。它们是支撑现代世界的两根支柱。

他解释，“国际资本主义”指的是英国和美国，“国际社会主义”指的是苏联。他继续写道：

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被旧资本主义国家设立的抑制性关税所阻挡；这造成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争斗；富国为了保持旧世界秩序，以阻止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为目标，并以它们政府的政治力量来保护这个固定和静态的世界秩序；这种固定的世界秩序显然对文明的进步是有害的；穷国为了粉碎这种保持现状的政治攻势，不但向旧世界秩序挑战，而且要为建立新世界秩序而奋斗……至今为止，统一的东亚世界并不存在，东亚已经被撕成碎片，被西方列强征服；即使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都难逃政治征服。在所有东亚国家之中，只有日本，能够避免被西方列强征服和瓜分，能够保持政治和经济主权的完整无缺；现在日本正在为建立新世界秩序而向旧世界秩序挑战……中国、印度，和整个东亚都非这么做不可；而他们的“东亚新秩序”和“亚洲人的亚洲”的本能呼喊，也正是毁灭旧世界秩序的共同呼喊。

关于“新秩序”的本质，他写道：

即将取代旧秩序的第三个秩序，将因中日事变而在东亚半球建立……新秩序的理想在私人企业和阶级利益里超越旧世界秩序，而是一个比抽象个人与抽象人性的解放更为具体和影响深远的伟大理想。个人或阶级的抽象观念的存在是次要的，而国家和民族的现实是首要的。因此，第三秩序的本质必须是极权主义的性质。

一个人生命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要满足他生存五十多年的个人的想望，而是要履行他吸收、传递给后世，和改善民族文化和祖先传下的生活方式的使命。他有义务为国家永恒的生命作出贡献。

同样的，包括社会的个人聚合不是为个人“仅仅五十几年的生命”的利益而存在，而是为一个必须首先考虑国家生命的活力与权威的社会，那就是，社会为国家生存。

因此，法律不是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工具，而是为国家和民族总体生命而提供。同样，政府不应该是那种支持个人经济利益的自由主义政府。

一个国家的外交关系不能取决于容许个人获利的经济自由，而须依据相关国家的个别愿望和目标来调节。因此，他们必须以国际正义和道德并存为基础来调节。基于这个理由，外交关系应该称做一个建立于国际道德的体系。

新秩序包含制度、文化和道德体系，具有极权主义的特性。

上面的段落来自一本350多页的书：《东亚体系的原则》。另外一位日本人，法西斯领袖头山满的亲密战友鹿子木员信⑥写了一本80多页的书：《大亚细亚主义》。从这些和其他日本各派作家，我想起一位中国社论主笔和他怀孕妻子的故事。一天，主笔的社论难产，他向妻子抱怨日子真不好过。妻子回答说，她的日子比丈夫更难过，因为她即将生产。丈夫反驳说：“那才不是，你至少知道你肚子里有东西。”不过，这些日本沙文主义作家的转弯抹角的文章，恰如以上的段落，的确提供了日本人的想法和目标。

近卫的另一位朋友写的一本《大亚细亚主义》，内容充满了中国古典语录，企图通过这些语录证明日本的伟大。他的有关日本和其他亚洲地区的“体系”，只是中国史前的尧和舜的黄金时代。作者好像忽略了一个事实：尧和舜是中国上古帝王，不是日本皇帝。他这书的结论，是鼓吹以与苏联作战和控制中国为建立他的叫做“大亚细亚主义”的乌托邦的第一步。他认为只有日本精神（大和魂）可以拯救亚洲，而那个精神就是大亚细亚的精神。由于大和是日本早期历史上征服了所有部落的部落，作者很明显地认为日本，唯有日本，才够资格统治整个亚洲大陆。

1939年9月，一位日本陆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来到上海，他公开说：“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目标是建立以日本为领袖的东亚体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下的民族主义，与东亚体系的原则是不同的。如果中国保持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那会跟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发生冲突。”他发表这种言论时，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圆圈，代表“东亚体系”。在圆圈中，顶部写着“天皇”。下面是另一圆圈，写着“日本”；再下面画了几个小圆圈，写着：满洲、中国、印度、安南、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和夏威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