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富察皇后死了，前线仗打得也不顺利，此时的乾隆心情糟糕到了极点。

皇帝心情不好，任何小事都可能被上纲上线。

而就在这一年，两名大学士一个被处死，一个差点丧命；两名总督一个自尽，一个被处死，还有一名巡抚自尽。

这么多的高官是怎么死的呢？说来让人啼笑皆非，原因竟是剃发。

当年清军入关时，多尔衮颁布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诏令。乾隆继位的时候，剃发已经是老黄历了，人们早已习惯了脑袋后面那条长长的辫子。

这里所说的剃发，是指脑门前新长出来的头发，与其说是剃，倒不如说是修。

按照古制，国丧期间百日不剃发，但是执行得并不严格，一般是二十七日内不剃发。所以大臣官员们也就习以为常，皇帝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六月十二日，乾隆接到奏报，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淳、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在国丧百日内剃发。

乾隆很愤怒，说“按祖制应立即处斩”。

然而乾隆口中所说的祖制，只是他一人之说。从努尔哈赤至乾隆150多年的实录中，并没有国丧期内百日不可剃发的定制。

唯一一次事例仅见于康熙五十六年，当年康熙帝嫡母孝惠皇太后去世，康熙帝要求在京亲王以下官员丧期百日后才能剃发，但并没有说明违背者应做如何处罚。

而且，在会典中也没有此类定制，所以乾隆所谓的祖制其实是无中生有，没有法律依据。

尽管如此，乾隆还是想要严办剃发者。

几日后，又出现了一大批剃发的官员和普通民众。不光是汉人，连盛京、江宁、四川等地的满洲兵丁也都剃了发。

乾隆这个时候动摇了，如果要严肃处理姜兴汉、金文淳，那么其他人也都要处理，如此一来，打击面就太广了。

为此，乾隆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说他们都在二十七日后剃的发，也不算完全违背祖制。对于已剃发之官员，只是给了口头警告。

既然皇上发了话，那么百日内不准剃发的禁令也就无法维系，但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接连有地方大员被举报。

乾隆的态度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闰七月十六日，距离孝贤皇后已经去世四个多月。福州将军新柱举报原福州巡抚、现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违制剃发。

新柱在福建，是怎么发现周学健剃发的呢？

原来新柱也是新上任，他路过淮安的时候按官场惯例去拜访周学健。

周学健因为剃了发，唯恐被新柱发现，就以查河之名避不相见。新柱觉得有问题，就直接杀到了工地上，结果发现周学健剃了发。

与此同时，江苏巡抚安宁也举报周学健，乾隆大发雷霆，大骂周学健“丧心悖逆”。

让乾隆更为恼怒的是，周学健的二十多名下属也跟着剃了发。乾隆下了旨，抄了周学健的家，并将其逮捕入京问罪。

而时任两江总督的尹继善，因为没有及时举报，遭到乾隆的严厉训斥，还差点丢了官。

刑部最终给周学健定了斩首，正当问斩的时候，又冒出来几个高级大员。

湖广总督塞楞额、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三人，皆在百日内剃发。

这三个督抚倒是没有人举报，而是鉴于周学健之故，自己主动交代的，希望能取得皇上的谅解。

周学健是汉人，他剃发倒也说得过去，而塞楞额则是满人，竟然也违制，这让乾隆怒火冲天。

他在上谕中指责说：

“尔乃满洲大臣，历任督抚有年，乃如此丧心病狂，实非意想所及。”

事实上，对于满人违制一事，乾隆早有心理准备，但也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多的大员牵涉其中。

现在连满洲大臣都剃了发，就没有理由苛责汉人了。

处理的结果是，塞楞额被抄家赐自尽，周学健、金文淳、杨锡绂等人均被革职，发往军前效力。

不过周学健确实也不是什么好鸟，不久，乾隆令人暗中调查，查出他任上有贪污情弊，最后勒令其自尽。

国丧期间的剃发风波历时半年之久，并引起了官场大地震。

在此期间，共计100多名大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或罚俸、或革职、或杀头。

乾隆如此吹毛求疵、小题大做、轻罪重罚，实际上是以一种近乎变态的心理处理国事，也是悲痛情绪下的极端举动。

乾隆十三年，乾隆的日子的确不好过，孝贤皇后的去世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是大小金川的战事不利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平定大小金川，乾隆投入了大量财力，派遣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亲自坐镇，但是前线战况屡屡失利，清军损失惨重。

对于金川前线的将领，乾隆的处罚同样也很重，讷亲被就地正法，陕甘总督张广泗也没有逃过一死。

因此后人普遍认为，乾隆十三年是乾隆皇帝执政的一个分水岭，此前较为宽容，而此后则趋于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