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蛇是我用竹竿挑出去的。一米多长，青灰色，肚子有点泛黄，从厨房橱柜底下游出来的时候，我先看见的是一截尾巴，像根湿绳子一样搭在瓷砖缝上。我拿手电一照，它头和身子都从柜底钻了出来，停在洗碗池边，一动不动。
陈芳在客厅抱孩子，没敢过来看。她声音发紧：“弄走没有？”
“还在。”
“你快点，别让它往屋里跑。”
我说我知道。说实话那会儿我是真不敢下手，竹竿伸过去，它脑袋微微一抬，信子吐了两下，我手就僵住了。它跟你平时在电视里看到的那种温驯宠物蛇不一样，它那种静，是带着凉意的，连眼睛都是不动声色地看着你。我拿竹竿拨它，它不咬，也不蹿，慢慢往门缝那边钻。等它整个身子滑出去的时候，尾巴还在门槛上卷了一下，才顺着墙根没入草丛里。
这是去年九月初的事。
到现在过去差不多大半年了，那条蛇一直没再回来过。可它留下的东西，一直卡在我心里，时不时就翻上来一下，像当年老房子墙缝里塞着的那团旧报纸，你掏干净了，还总觉得那儿透风。
我们家在镇上，老式的三层排屋，一楼做饭、吃饭、看电视，二楼睡觉，三楼堆东西。房子是六年前买的，不算新也不算旧，前房主是镇中学一个退休老师，搬去城里跟儿子住了，才转给我们的。买的时候我们前前后后看了好几遍，墙体也没裂，地面也没潮，觉得挺好，就定了下来。
现在想想，人买房子跟挑对象差不多，能看出来的毛病都不算事，怕的是那种看不出任何问题的，它把问题全藏在地底下。
第一次进蛇是在那年七月中。陈芳有天起夜，迷迷糊糊开灯去卫生间，脚还没迈进去，先看见门口地垫上盘着什么东西，黑乎乎一卷。她瞬间就清醒了，尖叫着往后退，把我从床上吵醒。我跑过去一看，一条小蛇，跟筷子差不多粗细，蜷在垫子边沿，大概是被灯光吓住了，一时也没有动。我找了条扫把，把它挑起来扔到院外水沟里去了。陈芳后来死活不敢再进那个卫生间，非得我进去开灯看过三遍才肯。
当时我真没放在心上。那段时间镇上到处都是小蛇，有人在路边还踩死过一条，大家都说雨水多，蛇活动频繁。我们这地方又靠山，夏天家里进条蛇不算什么新闻。
第二次是在八月底。我下班回来得晚，在厨房做夜宵的时候，听见橱柜底下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我踮脚探头去看，柜底阴影里一盘黑灰色的东西，又粗又长，像谁扔了条旧皮带在里面。我吓了一跳，赶紧拿手电仔细照，它把头慢慢抬起来，对着光的方向吐了吐信子。
那条蛇比头一回大得多，足足有一米二三的样子，蜷在那里跟个大号搪瓷盆似的。我那一瞬间头皮都麻了，没敢轻举妄动，退出厨房，把门关严，用毛巾把门底缝塞住，然后去客厅拿手机翻号码，找了镇上专门抓蛇的老魏头。
老魏头骑着一辆古董一样的旧摩托过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工装，裤腿卷到膝盖上方，脚上蹬一双胶鞋，手里拎着个布包。进门看了眼橱柜，说没事，就是条黑眉锦蛇，没毒，也不咬人。他用一根带叉头的竹竿伸进去，先让蛇咬住，再往里送了一下，然后手腕一翻，竹竿轻轻一转，蛇的脖子就被卡在叉子上了。动作利落得，跟擀面条一样自然。蛇还没反应过来，他空手一捏，已经把它塞进蛇皮袋里了。
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陈芳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的：“您这手艺……真快。”
老魏头笑了笑：“蛇这东西，你不慌它就不慌。你慌，它也慌。”
他笑着，目光却在我们家厨房转了一圈，从天花板扫到地板，又看了看墙角、灶台、排水口，最后落在窗户外面那截墙根上，没说什么。我给他递烟，他接过去点上，吸了两口，问我：“这是第几回了？”
我说：“第二回。”
他没接茬，提着蛇皮袋往外走。我跟在后面，想给他递点辛苦钱，他摆摆手说不用，镇里邻舍的，帮个忙的事。走到院子门口，他骑上摩托，回头看了我一眼：“要是下回还来，你到魏家庄找我，别自己在家里弄了。”
我当时没听懂他这话的深意。
等到了十一月，第三回真的来了。那天晚上九点多，陈芳在厨房收拾碗，突然放下碗，退到门口，很冷静地喊了我一声：“李成，你过来一下。”她没尖叫，反而让我后背一下子绷紧了。我过去一看，一条比上回还粗的蛇正顺着橱柜与墙角之间的缝隙往里钻，只剩一截尾巴在外面甩了一两下，嗖地一下，没了影子。
陈芳说：“它进墙里去了。”
我说：“不可能，墙是实心的。”
陈芳没跟我争，她只是看着那堵墙，轻轻说了一句：“那它怎么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跟她一起把橱柜挪开，把墙脚堆的米面和杂物全部搬空，拿手电照着墙根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没有缝。墙面完好，连砖缝都是水泥抹平的，别说蛇，连蚂蚁都进不去。
我当时还自我安慰：“可能从另一边走了。”
陈芳沉默了几秒钟：“你不是说第二回已经堵住了吗？”
我无言以对。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不踏实。半梦半醒之间，总觉得耳朵边有细碎的沙沙声，像有什么在碎石子上爬。我下床拿手电去客厅照，地板上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但我整个人越来越清醒，坐在沙发上，盯着厨房那扇关紧的门，一直坐到天亮。
天亮以后我去找老魏头了。
魏家庄在镇子北边，靠河，一条土路弯进去，两边都是高高低低的老槐树。老魏头家是村口第二家，院门半掩着，院子里堆着各种长短粗细的竹竿和铁笼，墙根晾着好几张蛇皮，颜色深浅不一。他正坐在院当中编竹筐，看我进来也不意外，抬头说了句：“第三回了？”
我愣了：“您怎么知道？”
“坐吧。”
他在一条小板凳上坐下来，放下手里的活，从裤兜里摸出皱巴巴的烟盒，递我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烟雾被风一吹，淡淡地飘向屋檐角。
他说：“头回是误闯，二回是进来避，三回就不是避了，是你家底下有什么它一直惦记着的东西。”
我蹲在地上，抽了一口烟，老实说：“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家附近有一条蛇路？”
老魏头没接话，反倒问我：“你最近有没有觉得家里哪里不对？”
我愣住：“什么意思？”
“房子的事，人身体的事，钱的事，这三样，你回头想想，是不是有一样在漏？”
他说这话时语气很平常，不像算命先生跟你打禅机，更像一个修水管的老头跟你聊天：“你这阀门有点松，得看看。”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
因为不是有一样在漏，是三样都在漏。
房子的事，我们家厨房墙角那块，前两个月就开始有点返潮，墙皮鼓了个包，用手一抠，能抠下湿软的灰泥来。我一直想着等天晴了晒晒就没事，结果潮面积越来越大，沿着墙脚往客厅方向蔓延了一条淡黑色的水印。
陈芳的身体，那阵子也说不上哪里不好，就是整个人看着蔫，脸色白得不太正常，嘴唇没什么血色。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干呕，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睡眠浅得像一层冰，一踩就碎。她自己也说腰酸，肩膀硬，去医院看过两回，医生说她有点贫血，外加内分泌不太对。她回来也不提，就说“女人都这样”。
那时我们老二还频繁夜咳。三个多月了，每晚到了后半夜准时咳一阵，喉咙里像卡了什么东西似的。镇诊所说是上呼吸道感染，开了好几轮药，吃了好，停了又犯。有一回半夜他咳得小脸通红，陈芳抱着他坐在床头，眼圈也跟着红了，话都没说一句。你妈的，那一刻真想抽自己嘴巴子。
钱的事更不用提。我在镇上开了间五金建材门市，铺面不大，东西杂。前年是镇上哪个村翻建老屋，赊出去一批瓷砖和水泥，也没签正式合同，后面人跑了，一万二的尾款到现在没要回来。这笔钱我得从自己利润里补上。还有一桩，比这个邪门。去年冬天跟一个认识多年的旧朋友合伙在县城接了个小工程，说好了三个月回款，结果工地出了纠纷，工程烂尾了，中间搭进去三万多。朋友说钱卡在项目上，一时半会拿不出来。这三万里面，头两万是我们自己攒的，后一万是我从店里的进货款里顶着先垫的。我没有跟陈芳说实话，只告诉她是一笔货款暂时压着，月底就能回来。
月底到了，下个月也到了，一分都没回来。
所以当老魏头说出“房子的事、人身体的事、钱的事”这三样的时候，我整个人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凉水，从头皮到脚底，慢慢往下发麻。
可嘴上还是硬着：“魏师傅，您这是算命呢？”
老魏头呵呵笑了两声：“不算命。蛇会挑地方。它认潮湿，认暗，认那种空心的地方。你家地基没问题的话，它不会一直往你家跑——你那厨房柜底的后墙，是不是挨着洗手间的下水管道？”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继续说：“蛇这东西，不会无缘无故老往一个地方钻。一两次可以是路过，三次就是那地方有它要的东西：潮气，缝隙，或者底下有洞。”
我蹲在地上，闷头抽完那根烟：“那我回去怎么办？”
“先找找是什么在招它。”他收起小板凳，转身进屋，又回头补了一句，“房子的事要弄，身体的事要看，钱的事要清。三样都得弄，光顾着堵一条，不够。”
那天回去以后，我跟陈芳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厨房墙角那片有潮印的墙皮铲开看看。
我本来以为顶多就是水管渗漏，木工板受潮了，换块板子的事。那天下午，请了瓦匠师傅两个朋友过来帮忙，把橱柜挪开，墙面切开。
切开那一瞬间，屋里所有人都愣了。
墙皮底下，砖缝里全是湿的，灰褐色的泥浆夹着水珠，一股淡淡的水腥气扑面而来。用手一摸，直接能挤出半粒黄豆大的水珠。更里头，砖缝里嵌着细密的黑色沙土，夹着一截半透明的东西，我用手抽出来一看，是蛇蜕。蛇蜕边缘没有任何破损，是一整个完整的蜕皮过程遗留下来的。
像一层薄薄的白纱，又轻又脆，已经干透了，但还能看出完整的鳞片纹路。我拿着那段蛇蜕，站在梯子边，后背一阵又一阵发凉。
原来它早就来过我们家的墙心里了。
我们之前那些自以为“干净”“安全”的地方，人家蛇早就溜达过好几遍了。
正在大家都沉默的当口，外面有人喊了我一嗓子。
我出去一看，是老魏头。他穿了双旧胶鞋，还背着他那包家伙，站在院墙外。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手里那段蛇蜕，问：“底下还没看？”
我说：“墙体刚切开，里面是湿的，其他还没动。”
“继续挖。”
“再挖就是地基了。”
“就是看地基。”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旁边瓦匠师傅也劝我：“魏老，墙体切开看看水管还行，再往底下刨就费大工夫了。”
老魏头没跟他们争。他径直绕过院墙，蹲到屋后那面墙根底下，伸手拨开一丛杂草，用脚在地上轻轻捣了两下。我过去看，草丛底下露出一条裂缝，约莫一根手指宽，沿着墙脚一直蔓延到墙角，纹路不规则，像旱地干裂那种样子。老魏头用手指抠了抠，指尖上沾了土，黑灰色的，黏糊糊的，跟他鞋上挂的干泥巴完全不一样。
他说：“这是沉降缝。”
我脑子里“嗡”了一下。
房子东侧那面墙，早就有一道细裂纹，从二楼窗户下沿一路延伸到一楼墙角。我一直以为是外墙漆老化，出了裂纹。还跟陈芳说过，“哪天有空找人拿腻子刮一刮”。可眼前这道缝，是墙皮底下，土根深处冒出来的湿气，混着下沉的土，把这地方的泥浆都拱翻了。
蛇要进我家，根本不需要走门。
它只需要沿着墙根这条沉降缝，顺着墙体里面那一层没有抹实的粗胚，就能一直钻到你家厨房柜子底下。那条水路，已经让它摸熟了。
那天下午，我和陈芳站在屋后墙根下，一时谁都没说话。陈芳低头看着那条缝，半晌才问：“得挖开？”
老魏头说：“你那面墙底下是回填土，当年盖房子的时候没夯实，这几年雨水一泡，下面空出来了。不弄实，光补墙皮没用，秋天还得进。”
我看了看陈芳，陈芳也看了看我。
我心里那根弦绷得紧紧的，像不敢松手，一松就要断。最后牙一咬：“挖。”
围挡拉起来，电镐“突突突”打了一整下午。墙根被刨开，地下泥土翻出两层，里面果然是松的，掺杂着碎砖碎瓦和黑色建筑垃圾，像被人随便倒进去的废料。刨到里头更深一点的地方，露出半截空心水泥管——以前老房盖时用来排水的那种。管口早就堵死了，里面淤满了黑泥，那段蛇蜕就是从这洞里掏出来的。已经断成好几截，发霉发黑，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前剩在那儿的了。
瓦匠师傅说：“怪不得老进蛇，这里头又湿又暗，几百年没人打扰，不在这儿安窝才怪。”
我蹲在那堆废土旁边，看着那段蛇蜕，心里五味杂陈。这面墙，从买房到现在六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动过它。它看着好好的，看不出任何毛病，可里面的砖缝早就通了，里面潮了，空了，塌了。外表的完好无缺，像一个不肯承认自已坏了的人。
我忽然有种说不出的愧疚感，好像是欠了这房子什么似的。它明明早就提醒过我了：墙皮起鼓、墙角返潮、蛇进屋。每一次它都在往外送那些“透透气”的信号，可我从来都没有真的看见。
当天晚上，我打电话给老魏头：“魏师傅，底下有个老排水管，堵住了，蛇就是从那儿进的吧？”
老魏头那头沉默了一下，才说：“蛇是从那儿进的不错。”
顿了顿，他又说：“可那个管子为什么堵？你想过没有？”
我那头顿了顿。
“那房子，是不是以前谁住过？前面那人，为什么卖房？”
我答不上来了。只记得买房的时候中介说，前房主是镇上中学的老教师，年纪大了，被儿子接去城里住。房子空了一年多才转手，价格比市场价低了两万。当时我们还以为捡了漏，还高兴得不得了。
现在想想，那两万，也许不是捡漏。那差不多就是廉价“处置”房子背后那股子“不详之气”的价格。
老魏头没说太多，只是告诉我，那个旧排水管不是通向市政排污的，是以前的老屋基里留下来的通道，顺着它走，能一路走到院子那头老树根底下。那根管，跟以前的化粪池方向对不上。他让那管子干脆不用，直接封死。
第二天一早，我把能找的人都叫来了，准备把那截旧管彻底挖出来，再用混凝土封住，最后把墙根重新夯实回填。活儿不小，少说要干个三四天。管子在土里埋得深，挖到一米多的时候，泥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浑浊的，泛着一股子辣味，呛得人眼睛发酸。我们用抽水泵抽，抽了半天才见了底。
底是有了，可管子里的东西，谁都没想到。
有半只塑料凉鞋——女式的，浅紫色，鞋带已经老化得一碰就碎。有一颗玻璃珠，还有几截发了黑的竹筷子，贴着管壁卷成一团。最里头，是一个红色塑料发卡。那只发卡我认得。
我还在念高中的时候，陈芳头上别过一只一模一样的。
陈芳站在边上，没吱声。我偷偷扫了一眼她的脸，她嘴唇抿得很紧，却没有看我，只是低头看着那只被泥水泡烂了的发卡，眼睛慢慢红了。
我没说话，喉咙却发紧。
我从来没想过，我们婚前陈芳就住过这一带。她家以前就在镇北面老街上，那条街早年间拆迁了几回，她妈一直保留着老房子。我是在县城上学的时候认识陈芳的，认识她那会儿，她还在镇小学当代课老师，天天骑一辆红色自行车，头上夹一只红色塑料发卡，在巷子里一晃而过。那时候我们穷，约会就是去街边吃一碗两块五的凉皮。她发卡掉了，我说要给她再买一个，她笑：“傻不傻，这种发卡一块钱好几个，丢了就丢了呗。”
她从来都这样。很多东西掉了就掉了，从来不去追。她说一个人不能老盯着丢的东西看，累。
结婚以后，陈芳进了我家，很少再提她家以前的事。她妈前年冬天突发脑梗，抢救醒来后半边身子就不太利索了，走路要拄拐，说话也含含糊糊。陈芳把她接来住过两个月，最终还是送到她哥家里去了。她很少说她妈的事，也不说她家以前的事。我也没怎么细问过。
直到那只发卡从泥里被挖出来，她才压着嗓子说了句：“这地方……以前是幼儿园。”
我愣了一下：“哪里？”
她蹲下来，拿了一根树枝，轻轻拨了拨那只发卡：“我小时候在这边住过。那时候这里是一排平房，镇上办了个幼儿园，我妈在幼儿园食堂帮工。我放学了就蹲在这个院子里玩。我记得院子角落有一棵梧桐树，树下拴着一条黄狗，狗窝旁边有个洞。”
她说着说着，声音淡下去，像只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有一回我把发卡掉了，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我妈给我买了一个新的，就是这个颜色，我一直别着。”
她没往下说了。
空气里只有泥水的气味，混合着被翻开的老土层那种干腥味。她抓着树枝的手，轻轻抖了一下。
我忽然明白那截旧排水管为什么堵了。它本来就是老宅基上的一条老旧通道，在幼儿园还是幼儿园的年代就埋在那儿了。后来房子拆了，重建，原来的排水管没有清理干净，直接在上面盖了新屋，管子成了地下没有人记得的旧肠子。几十年，它就这么被埋在土里，慢慢被泥水封死，变成一条暗渠。
暗渠没有出口，积年累月地渗水、发潮，成了整个院子里阴气最重的角落。蛇喜欢这种地方。潮湿、阴暗、没有光，像一条永远也走不到头的路。
老魏头那句话又在我耳边转了一圈。房子的事要弄，身体的事要看，钱的事要清。
我把那只发卡从泥水里捡起来，拿到水龙头下冲干净，放在窗台上晒。陈芳过了两天才主动跟我说话：“那个发卡……都烂了，你还留着干嘛？”
我说：“留着吧，好歹是你小时候的东西。”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但她眼圈悄悄红了一下。
那几天我们把那截旧管彻底挖掉，用水泥把底下那个空洞填实了，又铺了层防水卷材，墙根重做了散水，一连干了六七天。等最后一车混凝土浇下去的时候，我站在院子门口，看着那面被刨得乱七八糟的墙根，心里才终于有点落地的感觉。
地基的事算是弄了。后头还有两件事挂在那儿，一件是老二咳，一件是陈芳的脸色。
老二那个咳嗽，镇上诊所看了一个多月，药换了好几轮，就是不断根。后来一个老医生提醒我们：“你们去县医院查一下腺样体，别光当感冒治。”我们这才带着他往县医院跑。挂号、排队、做鼻咽镜，孩子疼得哇哇哭，陈芳在检查室外边站都站不稳，手扶着墙，脸色白得几乎透明。检查结果出来，腺样体肥大，堵了将近三分之二。医生说：“必须做手术，你们拖太久了。”
陈芳在诊室里低着头，半天没说话。出了医院大门，她才开的口：“手续我去办，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我能说什么呢。我站在门诊大楼台阶底下，真想蹲下去大喊一声，可我站在那里，浑身使不上劲。我嘴里那口牙，咬得咯吱咯吱响。
陈芳自己那一关，她一直瞒着我。她总说累，我以为是带孩子累。她总说头晕，我以为是低血糖。直到有一天下午，她去学校门口接孩子，回来的时候走在路上，突然眼前发黑，整个人直直往旁边倒了下去。幸好被路过的邻居李姐一把扶住，才没摔在地上。李姐打电话给我时，声音都变了：“你快来，陈芳刚才差点栽倒！”
我赶过去的时候，陈芳坐在路边一只石墩上，嘴唇全是白的，手心里攥着一把纸巾，指节攥得发青。她说：“没事，刚才有点晕。”
我没说话，带着她直接去了县医院。血液检查出来，血红蛋白只有七十多，中度贫血。女医生一看报告就皱眉：“你这起码拖了大半年了，再拖下去会出问题的。”又问了月经量、睡眠、饮食，最后开了一堆补铁和调理的药回来。
她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我蹲在她面前，问她：“为什么不早说？”
她嘴唇动了一下，声音低得像从嗓子眼挤出来的：“说了有什么用。家里钱本来就紧，老二又要手术，你那边的账还没回来，我要是再去医院……不是又添一笔？”
我看着她发白的脸色，眼睛里的血丝一下子泛上来。我什么都说不出。因为她说得没有错。我要是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这个家，已经像那堵墙一样，表面看起来还能住，里面却有了一条越来越宽的缝。
那天回到家，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夜里，我开始在电脑上重新算家里的账。不算不知道，一算才知道，自己这几年有多糊涂。门市上的进货、赊账、杂支像一窝乱麻，账本上记的一笔和实际对上的不到六成。我心里发慌，越算越觉得没底。
我坐在电脑前面一直算到半夜，陈芳什么时候下楼的我不知道。她端着一杯水放在我手边，看了一眼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字，说：“你还在看账？”
我说：“嗯。”
她沉默了一下：“能不能把账都摊给我看看？”
我抬起头，看着她。
她说：“我不跟你吵。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家到底还有多少钱，欠多少外债，能还多少。你以前什么都不跟我说，我都是自己猜。猜来猜去，猜得心都凉了。我不想猜了。摊开，我再差二两肉也算得过来。”
我看着她，眼眶一热。那一刻我忽然感觉，这个家到今天才真正把地挖开，把底下的东西一件一件放到太阳底下晒了一回。
陈芳不完美。我也不完美。就像这栋房子，墙皮底下裂缝纵横，砖缝里藏过蛇蜕。可至少我们没再假装什么都没有了。
接下来那一个多月，我们没吵过一次架。不是没矛盾了，是都忙着呢。钱不够，我把门市上积压的旧库存低价清了，又跑县城跑了两趟，争取了一两家分销的合作。陈芳在文具店原有货品的基础上加了复印、打印、代收快递这些小业务，一天多赚几十块，日子就紧巴巴地正好打住。
老二的腺样体手术安排在十一月中旬。住院那几天，陈芳寸步不离地陪床。我每天下了班就骑着摩托往县医院赶，来回四十多公里。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差不多晚上九点多，冬夜的风割脸，星星亮得像针尖。我骑车在空荡荡的省道上跑，心里突然生出一种说不清的踏实感。那阵子累是真累，腿每天像灌了铅似的。可是胸膛里那口气是顺的，不像以前闷着堵着，总觉得有个洞没堵上。
老二手术那天，陈芳坐在手术室外头，头靠着墙，一声不响。我坐她旁边，手指交叉搁在膝盖上，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手术推出来的那一下，陈芳几乎是冲过去的，孩子还没完全清醒，小脸微微皱着。她不敢碰他，只站在床边，眼泪唰地掉了下来。她也不擦，就站在那里掉，掉完了，轻轻吐了一口气：“可算出来了。”
老二的恢复情况很好。术后第一天晚上，他终于没再咳。那晚我在病房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声，竟有点不习惯，隔一会儿就朝病床那边看一眼，怕他是不是憋住了。
出院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坐在回程的班车上。老二在陈芳怀里睡着了，车窗外的田野一片枯黄，冬天的风吹得路边杨树枝呜呜响。陈芳忽然说：“那时候你说，蛇老来家家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还不信。现在想想，也许真的。”
我嗯了一声：“也许是。”过了一下才放缓呼吸，“但其实问题我不清楚，哪一桩是哪一桩了。”
陈芳轻轻笑了一声，没再接话。
房子修完那阵，镇上又有人来找我，问能不能帮忙联系老魏头，说他家今年秋天也进了蛇。我忽然好奇起来，后来骑车经过魏家庄，正好碰到老魏头在河边洗他那件旧工装。我停下车，递了根烟给他，问他：“魏师傅，你整那些年，见过最怪的事是啥？”
他接过烟，点上吸了一口，望着河面出神了半天，慢慢说：“有一户，家里住着老母亲，屋里进了一条大蛇，儿子急得不行，请我去抓。我去了，抓着蛇的工夫，发现那家老母亲床脚下的地面塌了一个坑，坑里头全是以前埋没排清的旧水道，一股子潮湿气往上冒。她儿子不知道，老太太也不知道。她自己腿脚差，夜夜睡在那张床上，好几年了。”
老魏头吸了口烟，把烟雾吐得很慢：“你说那是蛇挑的屋？还是房子本来有洞，蛇只是替咱们睁着眼睛来看的？”
他熄了烟，回头朝我笑了笑，皱纹挤成一团：“我干了这些年，就总结出一句话——蛇进家，不是畜牲横。是那家里头先裂了缝，它才找得着路。”
我没回话。风从河面上吹过来，把他的衣角吹得轻轻飘了一下。老魏头站起身，拿脚踩熄烟头，拍拍裤子：“行了，回了。”
那之后，我们家半年多没进过蛇。
可我知道它来过。
入秋后，我有一天蹲在院子里修那把坏了的藤椅，站起来的时候，眼角的余光扫到墙角那道新补的水泥裂缝边缘，有一小片白白灰灰的东西，半嵌在水泥台面上。我走过去，拨开草丛，看到一小段蛇蜕。
不完整，只保留了中间一截，边缘碎成了渣。颜色也不新鲜了，被尘土盖了一层，像一片很干很脆的落叶。
我捧着它看了半晌。
它后来的结果我没看到。
我把它放在墙根那块砖头上，转身回屋。陈芳正好在屋里喊我：“李成，吃饭了！”
“来了。”
我洗了手，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
墙角那块砖头上，蛇蜕就那么安安静静躺着。
它还会不会再来，我不知道。
可那道缝，我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