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陕西宝鸡人沈先生还在北京打工。
有一天，亲戚打来电话：西安三桥那边有个叫“某某花园”的小区在卖房，价格便宜，你回来看看？
沈先生动心了。他坐着火车咣当咣当回了西安。售楼处的人倒也爽快，没藏着掖着：“我们五证不全，但后面都能补上，房产证也能办。”
那语气，就像说“今天的菜不太新鲜，但炒一炒也能吃”。
沈先生信了。
2013年2月5日，他签了合同，买了12幢B单元34层3401号房，88.92平米，总价23.5万。当天刷了首付11.77万。
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2015年5月3日前交房。
他等啊等。
2015年过去了，楼没盖好。
2017年，开发商终于来电话了：“可以交房了。”
沈先生挺高兴，赶过去一看，人都麻了。
楼盖到32层就打住了。他买的34层，从始至终，只活在合同里，活在他的想象里。
没有34层。没有电梯按钮上那个数字。没有窗外的风景。只有一堵实实在在的墙，和一句轻飘飘的话：“要不您换个32层的？”
这就好比你去饭馆点了一份红烧肉，等了四年，端上来一碗炒白菜。老板说：猪长不到那么大。
沈先生懵了。但没办法，房子要住，他妥协了：32层就32层吧。
等他过完年回来准备交钱办手续，对方告诉他：32层的房子，也没了。
得，那就退款吧。
从2018年开始，沈先生走上了“挤牙膏”式追债路——
2020年，退了2万。2022年，退了5万。
一共退了7万。首付还差4.77万没退。至于利息、违约金，那更是一个遥远的数字。
沈先生不是没想过讲道理。他去了西安仲裁委员会，仲裁调解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开发商2022年6月28日前支付约7.5万元。
开发商没给。
他又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一查，沉默了。
这家“西安市某某某城中村改造有限责任公司”名下：没存款、没房产、没车、没证券。干干净净，像被风扫过的院子。
法院只能给它发了个“限制消费令”，然后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翻译一下：“我们知道你赢了，但我们暂时也找不到它的钱，你先回去，有线索再来”。
法律给了沈先生一个公道，却没给他一把能开门的钥匙。
记者后来找到了当年仲裁时开发商的委托代理人李先生。李先生说：“公司现在困难，但有块地准备转让，转出去就能解决问题。”
他还顺带揭开了一个更大的秘密：“当时计划建34层，盖到32层不让盖了。其实33、34层不符合规划？按道理整栋楼都不符合规划。这是小产权房，没有手续。”
整栋楼，都不合规。
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陈先生更干脆：“加贝花园不是我们开发的，是别的公司借用我们资质开发的。”老爷子去世后他才接手，以前的事，“不熟悉”。
合同上盖的是你们公司的公章，原法定代表人的私章也在上面，现在说“不是我们开发的”，这话就像借钱时拍胸脯，还钱时说不认识你。
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听了都直挠头：“这个情况，我们得再了解了解。”
公开信息显示，这家公司早已是法院的“常客”。多起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多次被列为被执行人，多次被限制高消费。一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架势。
沈先生的故事，其实不是什么离奇新闻。
它每一年，都在悄悄上演。
第一，预售制的本质，是一场信息极不对称的“期房抽奖”。你交钱的时候，房子是一张图纸、一个沙盘、一句承诺。开发商拿你的钱去滚动开发，赚了是他本事，赔了是你的风险。沈先生抽中的那张彩票写着：34层，谢谢参与。
第二，“五证不全”、“小产权”、“城改房”这些词，听起来像个技术问题，实际上是个法律黑洞。很多人不是不懂，而是抱着“万一能行呢”的侥幸。结果往往是，你买的不是房，是一张维权体验卡。
第三，赢了官司拿不到钱，是很多人维权路上的最后一堵墙。法律确认了你的权利，但执行不到财产，判决书就像一张没有日期的承诺。法院也很无奈：它确实没钱啊。
但沈先生没有放弃。
他从协商到仲裁，再到申请强制执行，把所有程序都走了一遍。法律给了他胜诉的裁决，舆论给了他一个被看见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终结本次执行”不等于永久终结。只要开发商哪天有了一笔钱、一块地、一个账户，沈先生随时可以申请恢复执行。
那位李先生说，公司在卖地筹钱。这块地是真是假、能不能卖掉，谁也不知道。但至少，事情没有被彻底锁死。
阳光照进来了，哪怕只是一道缝。
这个世界有时候很荒唐，你掏空积蓄买下的34层，可能从未在这个星球上存在过。
但荒唐的另一面是，总有人不愿意就这么算了。
沈先生等了13年，还在等。他的等待，像一根针，扎在那栋不存在的34层楼下，也扎在很多人的心里。
不是所有的坚持都能换来圆满。但所有的不放弃，至少让那些灰色地带，没办法安安静静地存在下去。
34层，看不见。合同上写过。很多人还记得。
记得，就有要回来的可能。
来源/华商报《男子买了西安一小区34层的住宅，收房时得知只建到32层！开发商仲裁代理人：只让盖到32层》、大众日报《男子购买一小区34层的住宅，收房时得知只建到32层，开发商仲裁代理人：只让盖到32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