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大唐是怎么把最后一口气给折腾没的，河东之战绝对排得上号，而且得往前排。这仗打得要多窝囊有多窝囊，朝廷把脑袋拴裤腰带上攒的那点本钱，一把就让人给薅光了。

唐昭宗李晔这小伙子，22岁登基，接手的就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黄巢之乱刚平定，天下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藩镇割据，拥兵自重，中央的话基本没人听。但昭宗这人还真不是个怂包，他想干大事，想把大唐从泥潭里拽出来，天天琢磨着怎么收拾那些不听话的节度使，重现祖宗荣光。

可问题是，光有志向不行，还得有靠谱的人帮衬。结果昭宗偏偏重用了一个叫张浚的人当宰相，这家伙可以说是把大唐最后一口元气给活活吹散了。

张浚这人年轻时就倜傥不羁，特别能说会道，但士林里的人都瞧不上他，觉得他尽说大话。他仕途不顺就跑到金凤山隐居，学什么鬼谷子的纵横之术，就等着在乱世里找机会。后来靠着权宦杨复恭的推荐进了仕途，在僖宗、昭宗两朝混到了宰相的位置。李克用跟张浚并肩作战过，知道这人几斤几两，听说昭宗重用他，就说了一句话：“张浚徒有虚名，并无真才实学，喜欢夸夸其谈，用此人恐怕天下要大乱”。这话后来简直是一语成谶。

昭宗问张浚当前最紧迫的事是什么，张浚说：“莫若强兵以服天下”。这话听着没毛病，手里没兵你拿什么跟藩镇叫板？于是朝廷在长安一带玩命募兵，硬是拉出了一支十万人的中央军。这十万人的家底，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大唐帝国最后的棺材本了。

但张浚这人压根就不是带兵的料，一个文官，纸上谈兵还行，真要上战场，那差距就跟天和地似的。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昭宗下诏削夺了李克用的官爵，任命张浚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使，集结各路兵马讨伐李克用。这可不是小打小闹，是朝廷拿出全部家当赌一场，赌赢了或许还有翻盘的机会，赌输了那就是万劫不复。

问题是，这场仗从一开始就是各怀鬼胎。宣武节度使朱温巴不得朝廷跟李克用掐起来，他好坐收渔利，只象征性地派了几千人马。其他那些参与的藩镇，说白了也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主儿。

战事的发展只能用惨烈来形容。官军在阴地关一带被李克用的沙陀骑兵打得溃不成军。这还没完，最惨的是朝廷任命的昭义节度使孙揆。他带了两千人马去潞州赴任，结果半路上被李克用的养子李存孝带了三百骑兵打了个伏击，直接给活捉了。李克用想劝降孙揆，让他当河东副使，可孙揆是条硬汉，破口大骂：“吾天子大臣，兵败而死，分也，岂能复事镇使邪！”——我是天子的大臣，打了败仗死就死了，绝不可能再侍奉你这个藩镇节度使！李克用火了，下令用锯子锯死他。可古代的锯子是用来锯木头的，锯人根本不好使，锯不动。孙揆更狠，一边流血一边骂：“死狗奴，锯人当用夹板，汝岂知邪！”——你这死狗奴才，锯人得用夹板才行，你他妈连这都不懂！最后叛军真用板子夹住孙揆，生生把他给锯死了，孙揆一直到断气都没停过嘴里的骂声。

这等忠烈之士，就这么死在了朝廷的窝囊和藩镇的内斗之下。

主帅张浚呢？早就跑没影了。官军在赵城被击溃，张浚和副使韩建灰溜溜地逃了回来。别说讨伐李克用了，连自己带的兵都保不住。朝廷这次倾巢而出的讨伐，彻底沦为了一场笑话。

战后，李克用并没有直接杀进长安，而是上表申冤，说自己是被逼的。朝廷能怎么办？打又打不过，骂又不敢骂，只能捏着鼻子把李克用的官爵给恢复了。这脸打得，那是啪啪响。至于张浚，直接被罢相，外贬途中灰头土脸，后来虽然又当过兵部尚书，但早就是大唐棋盘上一颗被人随手丢弃的废子了。更惨的还在后头，天复三年，朱温控制了昭宗，想篡位但又忌惮张浚这张嘴，怕他鼓动别的军阀来讨伐自己，直接让部下张全义把张浚全家给灭了门。这位曾经自比管仲诸葛的大唐宰相，落了个最残酷的下场。

这一战的影响是致命的。首先，朝廷辛辛苦苦攒的那十万中央军精锐，在这场战役中几乎损失殆尽。其次，朝廷的威信彻底扫地，从此再也没人把长安的号令当回事。各地的藩镇看透了，原来朝廷就是这么个外强中干的货色，连一个李克用都收拾不了，那还怕什么？说白了，这就是大唐帝国咽气前最后的那几下抽搐。

从此之后，昭宗彻底沦为了藩镇手里的一个傀儡，被李茂贞劫持过，被韩建幽禁过，最后落到了朱温手里。朱温逼他迁都洛阳，半路上就把伺候他的侍从全杀了，换上自己的人。到了洛阳，昭宗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得死死的。907年，朱温干脆废掉了唐哀帝，建立后梁，延续了289年的大唐王朝就此画上了句号。而这一切的转折点，就是那场被张浚搞砸了的河东之战。那十万中央军，本来可以是大唐续命的药，结果被张浚当成了赌场上的一次性筹码，一把就输光了。

孙揆死的时候，不知道心里有没有骂过张浚这个纸上谈兵的上司。但我估计他骂不动了，他所有的力气都用来骂那个连锯人都不会的刽子手了。这大概就是大唐末年最讽刺的一幕：忠臣在痛骂中死去，小人继续在乱世里苟活，而一个王朝的棺材板，就在这骂声中，被人一锤一锤地钉死了。哎，说到底，历史从来不缺聪明人，缺的是敢于担当的能人。大唐末年不缺会说话的嘴，缺的是能打仗的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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