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六年(1649年)，清怀顺王耿仲明自因部下收留约300逃人，被吓得畏罪自杀。
王爵勋贵，畏惧逃人法至此，此法之严苛，可见一斑。
逃人法与圈地令、投充法、剃发令并称清初四大弊政，而圈地令、投充法与逃人法之间又形成了一个闭环。
满清入关后，八旗勋贵凭圈地令在京畿地区大肆圈占土地，原土地上的居民失去了赖以生计的土地，只能凭投充法进入八旗勋贵的农庄为奴，而清初八旗勋贵对汉人农奴的盘剥虐待极为严酷，导致大量农奴逃亡。
为了切断汉人农奴逃亡的道路，清廷出台逃人法，农奴逃亡被抓前两次处鞭刑，第三次直接处死，相比于逃亡者，敢于收留逃人者惩罚更重，动辄直接斩首，巅峰时期，清廷一年死刑人数中超过半数皆因收留逃人。
满清为何对于收留逃人一事如此重视？往深了挖，这件事的背后，其实是八旗内斗，甚至再往深了说，满清入院前后，汉人命运的两次急转直下，都是八旗集团内斗的结果。
基本盘努尔哈赤刚刚起兵反明时，对待汉人态度其实还算可以，主动来投奔的汉人，编户授田，战争中被俘虏的汉人才扔进八旗田庄为奴。
努尔哈赤以这种二元模式拉拢汉人主动投奔，应该说最开始效果是不错的。
但随着后金在萨尔浒、辽沈、广宁等战役中连续大败明军，占领大量土地，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自视在战役中立下大功的八旗勋贵们大肆侵占辽东汉民的土地，把掳掠汉民入农庄为奴，原本是编户齐民的汉人也屡屡侵占土地，一时之间辽东民怨沸腾。
再加上此时毛文龙在辽南的海岛上建立了东江镇军事要塞，大量痛恨满清的汉人要么聚众起义，要么渡海投奔毛文龙，一时之间辽东狼烟四起。
对于汉人的聚众起义和逃亡行为，努尔哈赤并不认为是八旗勋贵侵占汉人土地在先，而是认为汉人不知好歹，于是先后几次下令对辽东的富户、读书人和无粮穷人进行系统性屠杀。
侥幸未被屠杀的汉人也失去了自由民的身份，统统关进八旗农庄为奴。
努尔哈赤以此政策达到进一步团结八旗的目的，在孙承宗、毛文龙等人带来现实威胁时，努尔哈赤以允许八旗勋贵大量掠夺汉人为奴的方式成功拉拢了八旗武装集团坚定站在自己一边。
努尔哈赤对辽东汉人的系统性屠杀，反映的是其在面临毛文龙建立东江镇带来的安全威胁时采取地方“保底式”对策，努尔哈赤以行动宣誓了他内心中的价值观排序：后金政权的核心永远是八旗。
当现实问题出现时，要尽最大努力保障八旗利益，至于汉人，有他们耕种多缴纳粮食当然更好，但当辽东经济主要支柱汉人利益与后金军事支柱八旗之间利益存在冲突时，一定要先保八旗勋贵集团，这是后金的核心国策，八旗才是帝国的基本盘。
皇太极的筹码努尔哈赤死时，后金政权的处境极为危险，袁崇焕以坚城重炮守住了入关大门，毛文龙在后方不断袭扰，由于汉人大量被杀，辽东严重缺乏劳动力，经济处于事实上的崩溃状态。
满清勋贵们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只能把汗位交给最有能力的皇太极。
皇太极继位后开启了一系列行动，包括释放部分汉人农奴为编户民，联结蒙古，征服朝鲜，组建汉八旗等等。
皇太极通过一系列改革，不仅稳住了刚接手时摇摇欲坠的后金政权，还实现了中央集权，皇太极改革的起手式是释放汉人农奴，关键点在于建立汉八旗给汉人上升通道。
但不知大家是否想过一个问题，皇太极刚接手的后金政权还是一个明显的部落联盟，每一旗都是一个小型的独立王国，而皇太极这个所谓大汗能够控制的满打满算只有两旗兵马，皇太极抬高汉人地位，且动了八旗勋贵的利益，为什么没有招致其他八旗勋贵的激烈反扑，如果八旗勋贵联合，皇太极手上那不满编的两旗是不是对手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隐藏在皇太极与八旗勋贵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交易里。
击败林丹汗，控制漠南蒙古的皇太极在毛文龙被杀后，数次绕道蒙古入关劫掠，掠夺最多的是什么呢？是人口。
这里必须纠正一个误区，皇太极虽然释放了不少汉人农奴，并开创性地建立汉八旗给汉人提供上升通道，但不代表他废除了满清集团内部的农奴制。
皇太极只是恢复了其父努尔哈赤前期那种对待汉人的二元模式，部分汉人成为编户齐民，甚至一些人还能加入汉八旗加入统治集团，但是仍有大量汉人，依旧得在八旗勋贵的农庄里为奴。
那些被掠夺来的关内汉人，在皇太极的挑选部分留汗廷做事外，大部分依旧要被分入各旗农庄为奴。
这些被掳掠而来的关内汉人，就是皇太极推行改革的筹码，虽然皇太极削了各旗主的权，但是也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治下的汉人农奴更多了，所以皇太极的集权行为也就受到太大阻力。
只有理解了皇太极在推行改革时，与八旗勋贵们达成的心照不宣的交易，才能明白日后清军入关后，为何会以一种近乎丧心病狂的方式执行逃人法。
多尔衮的交易在明朝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帮助满清集团稳住阵脚的皇太极突然暴毙，没有明确的继承人，此时八大旗主王爷各个手握大量私兵，按照常理，少不了一场血雨腥风。
然而奇怪的事发生了，八旗集团竟然就最高权力问题达成了妥协，原本的热门人选多尔衮和豪格都无缘皇位，皇位传给了只有六岁的福临。
一向信奉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八旗勋贵们，为何会甘心将至高权力拱手让给一个黄口小儿？答案依旧在眼前的那一大块肥肉：大明。
皇太极时期，满清铁骑入关掳掠至关外的汉人达近百万，满清铁骑活动区间还只局限于河北、山东，如果日后清军长驱直入，拿下京师，甚至整个天下，能够获得的收益无疑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简单说，八旗集团凑在一起，日后继续入关抢劫，远比各自为战收益大的多的多，这才是八旗勋贵们能够“谦逊礼让”，让六岁的福临登基的最重要原因。
福临登基时只有六岁，所以满清设两名摄政王辅政，一名是皇太极之弟，同样有政治头脑的多尔衮，另一名则是舒尔哈齐之子济尔哈朗。
一开始，济尔哈朗的地位还要稍稍压过多尔衮，但多尔衮很快通过政治斗争，成为了满清集团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人。
多尔衮为什么能力压济尔哈朗成为唯一摄政王，答案依旧非常简单，他更能代表八旗集团的根本利益。
入关这一决定满清命运的大事的实际操刀人正是多尔衮，攻占北京是满清从地方政权蜕变为中央政权的标志，这对整个满清集团来说，是天大的利益，但是多尔衮的位置要想做的稳，不仅仅要维护整个满清集团的利益，还得满足一些关键团体的利益，而满清集团最最关键的团体，毫无疑问，就是八旗。
在皇太极的集权改革后，满清集团中央已经拿走了大部分人事权，留在各旗旗主手中的权力，主要就是支配旗中土地和奴隶，所以要想拉拢各位旗主王爷，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们更多的土地和奴隶。
于是才有了圈地令、投充法和逃人法。
多尔衮率领的满清集团入关后，虽然也曾想装一下“文明之师”，但是他根本压不住底下各位旗主王爷圈地的“热情”。
在旗主王爷看来，我们出兵帮助你多尔衮完成了入关的壮举，是时候兑现承诺，分享战果了，关内的肥沃土地更多，可以被抓来充当奴隶的汉人也更多，面对这样一块肥肉，早已垂涎三尺的各旗主王爷又岂能忍得住。
有人说，入关后多尔衮对圈地令进行了严格规定，只能圈占无主之地和原明朝王爷的封地，百姓的土地不得圈占，如果一定要圈占，必须在其他地方找同样大小的土地还给百姓。
总而言之，多尔衮的政策本来是好的，只是下边的人执行时变了味。
但是大家想想这样的说辞站得住脚吗？看一个人的真实想法，不要听他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
如果多尔衮真想限制圈地，他应该以摄政王的名义向各地派遣大量监察御史，有百姓举报自己土地被旗人圈占就严肃处理。
但他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是在各地严格执行逃人法，凡隐匿逃人不报者，一律流放边疆，家产抄没。
其实想想也能明白，此时的多尔衮并不是真正的皇帝，他只是摄政王，他这个摄政王想要更进一步，就得笼络人心，而入关之后，没有比任由八旗旗主圈占土地，掳掠汉人为奴更好的拉拢人心的手段了，况且多尔衮这么做完全是慷他人之慨，他并不用直接付出代价，付出代价的是汉人，既然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帮助满清集团完成入关行动的第一操盘手摄政王多尔衮，在小皇帝顺治长大并准备暴力夺回自己权力之前非常恰到好处地死了，他的死对于满清集团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因为这避免了他与小皇帝顺治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多尔衮的死，对于满清治下的汉人来说，却是一场浩劫，因为小皇帝顺治亲政后，也有笼络人心的诉求，而要被笼络之人，毫无疑问还是手里握住枪杆子的八旗集团。
如何拉拢八旗集团呢？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再到多尔衮已经演示过多次了，无非是再苦一苦汉人嘛。
登峰造极逃人法设立于满清入关之初，但达到登峰造极却是在顺治帝刚刚亲政的那段时间。
彼时，对于窝藏逃人的惩戒达到了变态的：窝主直接斩首，家产抄没，家属入奴籍。
当时，涉及到逃人的案件要优先审理，文章开头所说的一年处决犯人中一半以上都是因为窝藏逃人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在拉拢八旗集团这个问题上，顺治已经轻车熟路了，他非常清楚八旗集团的核心诉求是什么？无非是更大的私人田庄和更多的奴隶。
所以只要满足他们这些要求，就能换来后者的效忠，既然如此，汉人的利益，当然得往后排一排了。
当然，从顺治朝后期开始，汉人的命运开始触底反弹了，但这绝不是因为顺治帝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他的皇位稳住了，八旗集团的重要性下降了。
在满清铁骑席卷天下的过程中，汉人武装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到了顺治朝后期，汉人武装已经成为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而已经完成了集权的顺治帝手握上三旗，再加上汉人武装的力量，实力已经可以碾压下五旗了。
一旦皇帝坐稳江山，他的人生算法也就跟着改变了，那些被八旗勋贵们抓入田庄为奴的汉人，也是潜在的给皇帝耕种交税的编户民，所以在汉人这个问题上，皇帝与八旗勋贵们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竞争关系。
所以从顺治后期开始，圈地令开始被限制，对逃人法的执行力度也不断下降，至于原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八旗军事集团的“统战价值”在下降。
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皇帝，都不喜欢贵族控制太多土地和人口，都希望更多的百姓当自己的编户民，所以当满清集团的中央集权格局趋于稳定，对八旗勋贵肆意圈占土地掠夺人口的行为也会加以限制。
只是在满清集团捋顺权力关系的过程中，所有的代价，都得由汉人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