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河北保定高阳县，老刘家添了个男丁。那时候乡下人取名实在，就叫“昌义”。谁也没料到，这名字往后几十年，会在各种场合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语气念叨，有的是敬佩，有的是怀疑，有的是咬牙切齿。

他长大成人那会儿，正赶上天下大乱，当兵吃粮是条出路。刘昌义投了冯玉祥的西北军。西北军苦，但锻炼人。这小子能吃苦，脑子也活络，打仗不怕死，慢慢地就从大兵堆里冒了头，一路干到了师长。这在当时，算是个挺了不起的成就了。

可好景不长，中原大战一开打，冯玉祥败了。树倒猢狲散，刘昌义这个师长也当到了头，只好收拾铺盖卷回了高阳老家。那种滋味，不好受。从带兵打仗的军官变回扛锄头的百姓，心里憋着一股劲，没处使。

这股劲，等到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人打进来了，终于找到了出口。老长官冯玉祥在张家口拉起了抗日同盟军的大旗，刘昌义一听，二话没说就奔去了。国家都这样了，是个爷们儿就不能缩着。

冯玉祥见着老部下，也高兴，给了他个第四十六师师长的名头，让他去山西、河北一带招呼旧部，一起打鬼子。这是刘昌义人生里，头一回扛起抗日的大旗，心里头热乎乎的。

但抗日不是光凭一腔热血就行的。1937年全面开打后，那仗打得叫一个艰难。日本人的枪炮飞机，咱们比不了。

刘昌义带着人在张家口一带打游击，说白了，就是瞅冷子咬一口，打完就跑。这打法憋屈，可没办法，装备差太多了。后来张家口也丢了，队伍只好沿着太行山往南撤，退到河南沁阳才喘了口气。

1938年，上头来了命令，把他这支队伍收编了，给了个番号叫“第一战区豫北游击总队”，刘昌义当了司令。

名头听着不小，可里头的苦只有自己知道。那时候的国民政府里头，山头林立。蒋介石信得过的，是他黄埔系的学生，是那些中央军嫡系。像刘昌义这样，根子在西北军，老长官还跟蒋介石不对付的，那就属于“杂牌”。

杂牌军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好装备轮不上，军饷时常被克扣，补给有一搭没一搭。打仗让你冲前头，领功受赏就得靠后站。刘昌义心里明镜似的，但他没怎么抱怨，抗日嘛，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装备差就用命拼，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

真正的考验在1940年6月来了。在河南温县附近，他的游击队跟日军撞了个正着。两边一交火，差距就出来了。人家的枪“哒哒哒”响得跟炒豆子似的，咱们的汉阳造老套筒，打一枪还得拉一下枪栓。

边打边退，最后还是被鬼子死死围在了一片地方。一千多号人，弹药用一点少一点，干粮也快见底了，突围？几挺歪把子机枪就把路口封得死死的。日军那边也不急着强攻，反而派了人过来，摇着白旗，喊话劝降。

摆在刘昌义面前的，就两条路：要么死战到底，最后全军覆没，落个壮烈殉国的名声；要么……投降。

第一条路，他刘昌义不是不敢走，但他看着身边这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弟兄，很多还是半大孩子，就这么全部交待在这里，值吗？

日本人劝降，反倒像是一根针，把他脑子里某个地方刺醒了。死，容易；但死了，除了让鬼子多费几颗子弹，还有什么用？

一个胆大包天的主意，在他心里冒了出来。他把几个信得过的军官叫到跟前，压低声音说：“弟兄们，咱们这么拼光了，家里爹娘老婆孩子谁管？

老蒋不给咱发好枪，眼前鬼子手里不就有现成的吗？”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个人，“咱们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先假装投降，把鬼子的装备骗到手，再瞅准机会，反他娘的！”

这话一出，几个人都愣了。假装投降？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传出去，脊梁骨都得被人戳断。“司令，这……这以后名声可就……”有人犹豫。

刘昌义把眼一瞪：“名声？命都没了，要名声有啥用？咱们心是红的，血是热的，知道是诈降，是骗鬼子，问心无愧！总比在这儿白白等死强！”他又补充道，“到时候搞到了家伙，咱们掉头就打，谁能说咱是汉奸？这叫智取！”

理是这个理，在绝境里，这似乎成了唯一有点希望的路。几个人一合计，干了！

于是，刘昌义派人跟日军接上了头，表示愿意“归顺”。日军那边一听，简直喜出望外。这可是条“大鱼”，国军的少将司令！要是能让他投降，对华北那些还在抵抗的中国军队，心理上是个巨大的打击。

日本人觉得这是个大胜利，决定好好宣传一番。他们不仅答应了刘昌义的所有条件，还决定举办一个隆重盛大的“受降仪式”，要把场面做足，拍下照片，登报宣传，彰显“皇军”的威德。

到了仪式那天，场面还真不小。日军的军官，伪政府的头头脑脑，来了不少人，记者扛着相机等着拍照。

刘昌义带着他手下一些军官，看起来“顺从”地出席了。按照程序，日军要“点验”投降部队的人员和武器。就在鬼子们放松警惕，沉浸在“不战而胜”的喜悦中时，刘昌义猛地掏出枪，朝天就是一枪，这是约定的信号！

刹那间，他手下那些早已准备好的士兵，从各处猛地扑向现场的日伪军。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鬼子完全懵了，根本没想到“投降”的部队会来这一手。现场乱成一锅粥。

这场精心策划的反击，打得干净利落。等日军外围部队反应过来，刘昌义他们已经带着缴获的几百条好枪、几十挺机枪，还有不少弹药，趁着混乱，冲出了包围圈，跑得没影了。留给日本人的，是满地尸体和一个成了大笑话的“受降仪式”。

日本人气得跳脚，而重庆的蒋介石听到报告，先是不敢相信，确认之后，乐得直拍桌子。

不管刘昌义出身如何，这一手玩得太漂亮了！大涨自己志气，大灭敌人威风，关键是，让日本人丢了个大脸。蒋介石立刻下令，要重奖刘昌义。

不久，刘昌义被召到重庆，蒋介石亲自接见，高度赞扬他的“忠勇与智谋”，授予他当时代表极高荣誉的“云麾勋章”。他的部队也被扩编为“暂编第十五军”，刘昌义本人，从中将师长升任中将军长。这是他戎马生涯中最风光的一段时间，走到了“正统”认可的前台。

可惜，这种风光没能持续太久。1945年，抗战胜利了，但和平并没有到来。蒋介石的心思转到了另一件事上。他开始收紧兵权，为接下来的事做准备。像刘昌义这样，非黄埔嫡系，又有过“西北军”背景，还跟一些反蒋人士有来往的将领，自然又成了被猜忌、被排挤的对象。

很快，一纸调令下来，刘昌义被明升暗降，调任某个集团军的副司令，听起来官不小，但手上的实权，特别是直接指挥的部队，没了。他被高高挂起，晾在了一边。

这种被孤立、被防备的感觉，比当初在战场上被围困还让人难受。刘昌义心里很不是滋味，也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了。

1946年，刘昌义心里实在憋闷，便借个由头，拉上好友刘云昭去了上海。他们悄悄拜访了当时在上海深居简出的国民党元老李济深。李济深素来与蒋介石不睦，是党内有名的反蒋派。见面后，刘昌义把满腹的委屈、猜忌和不公都倾吐出来。说到最激愤处，他直接向李济深表示：这身军装穿得没意思，不如就跟您去香港，公开站出来反蒋算了。

李济深听了，却摇了摇头。他给刘昌义指了另一条路：“昌义啊，你现在挂着副司令的名头，未必是坏事。真去了香港，你一个光杆司令，作用有限。不如就留在现在的位置上，多留心，多联络，掌握好部队，等待时机。将来时机一到，你能发挥的作用，比去香港大得多。”

这番话，点醒了刘昌义。他冷静下来，听从了李济深的建议，回到了那个看似闲散的副司令职位上，但暗地里，开始留心观察，悄悄等待。

1948年，李济深等人在香港成立了“民革”，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秘密派人到内地，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

这年冬天，通过已经成为民革成员的刘云昭牵线，刘昌义在上海秘密会见了民革派来的特派员王葆真。王葆真向他详细分析了形势，介绍了共产党的政策，特别说明了对于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立功受奖。

这次会面，让刘昌义心里彻底亮堂了。他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了。他秘密加入了民革组织，决心等待机会，阵前举义。

1949年2月，王葆真不幸被捕。幸亏这位老先生骨头硬，任凭怎么拷打，坚决不透露任何联络人和计划，刘昌义这才没有暴露。但这条线也断了。

到了5月，解放大军已经包围了上海。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知道上海守不住，开始安排退路，但他需要有人留在后面当“掩护”，拖住解放军，好让他和嫡系部队能安全撤往舟山、台湾。

找谁当这个“替死鬼”呢？汤恩伯想到了刘昌义。此人能打仗，但不是嫡系，正好用来牺牲。于是，汤恩伯把在上海已经被打得残缺不全、士气低落的第51军塞给刘昌义，任命他为淞沪警备副司令兼51军军长，命令他死守苏州河以北的市区。

这个任命，明眼人都知道是送死。51军残兵败将，能守得住？但刘昌义接到命令，却毫不犹豫，甚至表现得“临危受命，义不容辞”。他心里想的，根本不是“死守”，而是“献城”。

汤恩伯等人前脚刚乘飞机逃离上海，刘昌义后脚就派人秘密渡过苏州河，与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取得了联系。他明确表示，愿意率领所能控制的部队放下武器，迎接解放军入城。

不过，事情也没那么简单。他这个“副司令”是临时指派的，真正能完全听从他指挥的，只有那个残破的51军。市区其他一些国民党残余部队和特务系统，并不听他的，甚至在他宣布起义后，还向他所在的指挥部发动了攻击。一时间险象环生。幸亏解放军行动迅速，及时接应，才控制住了局面。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这座东方大都市，基本上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这其中，刘昌义在关键时刻的抉择和行动，功不可没。他没有成为“殉葬品”，而是成了新上海的见证者和建设者之一。

后来，他留在了上海，平静地度过了后半生。1994年去世，享年89岁。

刘昌义这辈子，确实像在走钢丝。要顾着民族大义，也要想办法让手底下弟兄活命；顶着旧阵营的白眼猜忌，还得摸索着往新路上走。他不是什么完美英雄，办法有时挺“野”，也背过难听的骂名。

但回过头看，每到要紧的岔路口，他心里的那杆秤，终究是偏向了家国这边，偏向了光明的方向。历史这东西，本来就不是非黑即白的账本。他的故事让人琢磨：到底什么叫忠诚？有时候，这两个字得放在长长的日子里，经几番周折、几回考验，才能看得真切。

说到底，人这一辈子，关键时刻的选择，才真正定义了一个人是谁。刘昌义用他的一路跌撞，给自己的名字写下了最后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