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做法完全不同，他做官几十年，家信里总提到，俸禄不拿来养家，有剩下的就随手散给别人，他没置办田地也没盖房子，子孙连一亩田都没分到，听起来有点惨，其实逼着他们走出自己的路，没有靠山，只能自己长本事，他的儿子和孙子那辈人，没打算靠着父亲的名声吃饭，而是下功夫读书学技术，这种穷不算坏事，就像提前被扔进水里学游泳，等到大浪来了，别人还在找船，他们已经会划水了。
张爱玲在李家血脉中显得格外不同，她没有得到一分遗产，却把老宅里的压抑规矩、婚姻的算计和表面体面下发霉的生活都记在心里，1920年代上海变了天，李家那种靠关系和门第过日子的路走不通了，她没有逃避也没有哭泣，而是把这些经历写成小说，《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不是虚构人物，是她亲眼见过的扭曲形象，《倾城之恋》里白流苏的挣扎就是旧家族女儿在新时期寻找出路的真实写照，她没有依靠家族翻身，反而通过剖析家族生存下来。
左家后人走的是另一条路，曾孙左景鉴1937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抗战结束后就去了重庆建医院，后来成为外科有名的“四把刀”之一，他儿子左焕琮从事神经外科工作，担任过清华二附院的院长，女儿左焕琛在复旦担任教授，还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另一位曾孙左景伊专门研究腐蚀防护，提出了“左氏定律”，在北京化工大学、浙江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都教过书，最终当选为工程院院士，他们没有继承祖宅，却继承了家族的一种习惯：不依靠父辈，而是凭借自己考取的文凭、做出的成果以及行业内认可的本领，这些东西不怕被抄家，不怕改朝换代，银行收不走，政令也废除不了。
1912年清朝结束，科举取消，土地制度也变了，那些靠祖辈产业生活的人突然意识到，家族地位换不来温饱，老宅子只能租给别人住，当铺早就被银行取代，李家后人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手里捏着几本旧账，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左家倒没有这种烦恼，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想过要靠着祖先的基业过一辈子，保持清廉不是吃亏，而是早早放下了依赖的心思，医学、工程、教育这些行业，在民国和后来的新中国变得越来越规范，反而给普通人提供了向上发展的机会。
翻阅资料时发现左宗棠的细节，他临终前没给子孙留下财产清单，只说了一句话叫他们早点为自己打算，这话现在看来比多少田地契约都珍贵，李鸿章能送出大宅子，却给不了清醒头脑，左宗棠送不出一块地，却传递了一个道理，人这一生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练出来的本事，时代变化太快，有人还在计较旧账，有人已经拿起新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