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青帮头目吴四宝被日本人毒死，他的老婆佘爱珍哭得死去活来。没想到早就垂涎佘爱珍美貌的胡兰成趁虚而入。最终，他成为了佘爱珍的老公。


1942年2月的一个清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的大铁门还紧闭着。吴四宝在被日本宪兵队“请”去喝茶后的第三天，死在了自己家的床上。


据说他回去当晚就开始腹痛，到了次日清晨，整个人蜷缩得像一只煮熟的虾米，手指把绸缎床单撕成了碎片。


佘爱珍坐在床沿，看着这个在沪上横行多年的男人七窍流血，喉咙里发出拉风箱般的嘶鸣。


她想叫人，却发现府里的司机和保镖早已被日本人支开。等到医生终于赶到，吴四宝已经硬了。


他两只眼睛瞪着天花板，仿佛还在质问那个请他喝茶的日本宪兵队长：我为你们出生入死，你们怎么敢？


没人回答他。整个上海沦陷区都在传，吴四宝是因为前些日子动了日本运钞车的念头，也有人说是他知道76号太多的秘密，日本人留他不得。


无论真相如何，结果是明确的。这个身高不足一米六、却能让租界里人人侧目的青帮头目，最终被一杯毒酒结果了性命。


他死的时候，窗外正飘着冷雨，佘爱珍用手帕捂着嘴，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她后来跟人回忆说，那天她哭，不是因为伤心，是因为害怕。她怕下一个轮到的就是自己。


灵堂设在吴府的正厅。按青帮规矩，要停灵七天。前来吊唁的人不少，有穿长衫的文人，有穿军装的汉奸，也有穿西装的日本顾问。


李士群来得最早，走得最快，留下一副挽联便匆匆离去。倒是胡兰成，在第三天下午才晃悠着来。他那时挂着汪伪政府里的职务，与76号素有过往。


那天他穿了一件藏青色的棉袍，手里捏着一束从霞飞路花店买来的白菊花，进了门先对着吴四宝的遗像深深鞠了一躬。


起身后，他的目光扫过灵堂，最后停在了跪在蒲团上的佘爱珍身上。她一身素缟，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苟，眼眶红肿，下巴却绷得极紧。


胡兰成没多说话，只把一张名片递给了旁边的佣人。当天晚上，吴府收到了一副他亲笔写的挽联，墨迹淋漓，辞藻极美。


胡兰成第三次来吊唁时，带了一篮从香港运来的荔枝。那会儿上海滩荔枝金贵，他舍得往寡妇门上送。


佘爱珍客气地让佣人收下，自己剥了一颗放进嘴里，牙齿咬破果壳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清脆。


胡兰成坐在一旁，看着她沾着汁水的指尖，忽然说：“吴兄若看见你这般吃法，定要心疼你上火。”佘爱珍抬眼看他，说：“他活着的时候，只晓得抢，不晓得买。”


往后的一段日子，胡兰成去得越发勤了。他不再只是吊唁，而是借着商议吴四宝身后事的名义，与佘爱珍单独见面。


起初是在客厅，泡上一壶龙井，谈一谈遗留的产业和债务。后来便约到了外面的咖啡馆。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人，说话带着软软的乡音，又有一肚子文人情致。

他知道佘爱珍不爱听大道理，便讲些风月场上的传闻，再不然就是替她分析哪笔账可以收、哪个门生靠不住。


佘爱珍原本就是上海滩有名的泼辣人物，人称“母毒蛇”，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节，她也确实需要一个能拿笔杆子替她遮风挡雨的人。


有一次在霞飞路的俄罗斯咖啡馆里，胡兰成将一块绣着梅花的手帕铺在桌上，手帕里包着他写的一首小诗。


佘爱珍拿起来看了一眼，嘴角动了动，说：“老吴在的时候，没人敢这么看我。”胡兰成没接这个话茬，只是朝侍者又要了一杯热咖啡，轻轻推到她手边。


两人的关系进展得很快。对胡兰成而言，佘爱珍身上有着他那些在书本里认识的女子所没有的东西：她杀伐决断，手腕强硬，又带着江湖儿女的爽利。


而对佘爱珍来说，胡兰成那副斯文皮相和汪伪政府里的关系网，正好是她稳住局面的拐杖。


1942年的上海，粮食紧缺，物价飞涨，日本人的刺刀到处可见。他们在这种环境里凑到一起，说不上多少真情，更多的是一种乱世里的各取所需。


她开始留他吃饭，他也开始在她的客厅里接待客人。到后来，沪上的交际场里渐渐有了风声，说胡兰成已经住进了吴四宝留下的宅子。


抗战胜利后，胡兰成作为通缉犯开始逃亡，佘爱珍竟也真跟着他一路辗转。昔日上海滩的繁华与算计，都化作了异乡流亡的凄凉。


他们后来在日本结成了夫妻，开了一间小铺子糊口，再没了当年呼风唤雨的架势。这段起于灵堂、兴于乱世的感情，最终落到了一个平凡而窘迫的结局。


信源：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