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4日，贵州息烽快活岭，一个穿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的女人身中六弹，血浸透了衣裳。特务对着这个24岁的女人开了五六枪，她却始终没有倒下——准确地说，头几枪根本没打中要害。
女人怒目圆睁，骂了一句“笨蛋”，又喊了一声：“朝我的胸口开枪！”

这个临死还在教训敌人，丝毫不惧死亡的女共产党，就是张露萍。
六年前，这个原名叫余家英的四川崇庆女孩还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指挥大伙儿唱《拿起刀枪干一场》，因为这首歌唱的太深入人心，大家都叫她“干一场”。
1939年秋天，新婚刚三个月，她就接到任务离开了丈夫。
此去，她原本是去成都做统战工作，但是到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报到时，叶剑英改变了计划。
当时，南方局军事组已经在军统电讯总台发展了两名秘密党员张蔚林和冯传庆，急需一名精明强干的联络员。十八岁的余家英就这样成了最佳人选，她改名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在牛角沱嘉陵江边租了两间平房，张蔚林以照顾妹妹的名义，从军统宿舍搬出来，同张露萍一道住进了这个情报联络点。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这个联络点的谍报效率极高，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电台呼号、波长、密码、通讯网分布图，以及戴笠的各种行动计划，通过张露萍的手源源不断送到了周公馆。
党支部从最初三个人扩大到七个人，张露萍是书记。最漂亮的一仗是截获了戴笠发给胡宗南的一封密电——军统要派一个三人小组携美制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张露萍把情报夹在两张纸币里，从报童手中买了份报纸，顺手递了过去。三人小组刚跨进边区地界就被一网打尽，戴笠后来哀叹：“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1940年春节，张露萍获批回成都探望重病的母亲，没想到张蔚林那边出了事——值班时他不慎烧坏了一支真空管，被送到稽查处看守所关禁闭。
军统在看守所未查出张蔚林有通共嫌疑，本已打算放人，但在搜查牛角沱住所时，查获了军统各地电台配置的密码本、七人小组名单、入党申请书等致命证据。
张露萍因此暴露之后，特务对她实施了诱捕，特务用张蔚林的名义给她发了一封电报：“兄病重，望妹速返渝。”
张露萍接到电报，从成都匆匆赶回重庆，刚出汽车站就被按住了。
戴笠亲自提审张露萍时，最初觉得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他先用软的方式表示，只要招供，军统女特务科长随便挑，结果张露萍硬的很，根本不搭理。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裹着钢丝的皮鞭狠抽，只是前奏。
之后，特务对张露萍动用了电刑，先是夹手指，然后夹乳头，电刑架上张露萍疼晕过去几次，醒过来后，口供始终只有一句：我是川军师长余安民的女儿，因不满包办婚姻跑去延安读书，吃不了苦就跑回来了，在重庆路上碰见张蔚林谈了恋爱。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戴笠仍然怀疑张露萍与南方局有直接联系，于是设了个圈套：假装释放她，暗中派人跟踪，想看她会不会去曾家岩五十号联络。
接下来的一幕极为感人，张露萍从白公馆出来后走在路上，经过周公馆时，她甚至不往那边看一眼。特务白跟了一天，一无所获，只得重新把她抓了回去。

1941年3月，张露萍等七人被从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这是军统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秘密监狱，狱中每个人只有一个编号，张露萍是“253号”。
当张露萍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被押进来时，车耀先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自己看着长大、亲手送去延安的姑娘，但张露萍始终不与车耀先接触，尽量回避——她牢记南方局的纪律：不能与任何其他党组织发生联系，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暴露真实身份。
有一个阶段，息烽集中营搞所谓的“狱政改革”，准许办刊物、搞文艺演出。张露萍用笔名“晓露”在《复活周刊》上发表诗文。她写了一首《七月里的石榴花》：“石榴花开的季节，先烈们曾洒出了他们满腔的热血。我们要准备着更大的牺牲，去争取前途的光明！”
张露萍被捕时，身上藏着一枚红宝石戒指，那是他与丈夫李清结婚时的信物，后来她用这枚戒指换了只母鸡，下蛋给小萝卜头补充营养。
1945年6月下旬，戴笠亲自给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萍等七人一同处决。
7月14日天刚亮，“义斋”女看守打开牢房喊“253号”，说你释放了，要送你去重庆，穿上最好的衣服。张露萍从看守的脸色里什么都明白了。她接了一盆水，对着水盆一下一下地梳头，梳了很久，直到头发纹丝不乱。
她从小皮箱里取出那件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当年从延安穿来的那件，接过狱友黄彤光递来的口红化了妆，对她说：“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里很坦然。”
她俯下身亲吻了小萝卜头的额头，孩子抱着她的腿哭得撕心裂肺。

张露萍英勇就义后，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由于秘密工作的特殊性和档案资料的缺失，这位在敌人心脏战斗了五年的女人，背负“叛徒”和“特务”的骂名，将近四十年，直到1983年，叶剑英元帅提供了亲笔证明材料：“我想得起，张露萍同志外号叫‘干一场’。这些人是由我在重庆时单线领导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