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性学家，终其一生备受指责，鲁迅称他的思想也许要等到25世纪才实现
1926年冬夜的琉璃厂书肆灯火通明，一摞刚上架的《性史》被抢购一空。伙计忙得团团转，一位读书人按捺不住，问身旁同伴：“这书真有传说的那么厉害？”同伴压低嗓音回道：“听说连胡适都摇头，可偏偏又忍不住想看。”在铺子角落，一名青年掏空钱袋，只为把那本封面印着“张竞生”三字的小册子抱在怀里踌躇而去。这样混杂好奇与戒惧的氛围，正是张竞生其人一生际遇的缩影。
若将民国知识界比作一条湍急的河，张竞生便是逆流而行的那条鱼。潮汕富商之家给予他安稳的起点，但他偏爱风浪。学生时代，剪过辫子，冲击旧礼法，被学校除名；1909年远赴新加坡，面对孙中山，他只问一句：“国事艰危，当如何自处？”孙中山笑答：“先学后干，北上去。”就此，京师大学堂的课堂、同盟会的暗号、巡警的追捕，组成了他二十二岁之前的日常。

攻破课堂束缚后，他把目光抛向更远。1912年至1919年，巴黎与里昂的图书馆里多了一位常年和弗洛伊德、密茨契奇为伴的中国青年。文学博士学位到手时，他已把“性”当作研究中国社会病灶的切入点。归国后，他在潮州金山中学试水，把“计划生育”四个字贴在公告栏。家长一片哗然，地方督军陈炯明送来一句冷言：“节什么育？多子多福才是根本。”话虽不重，却等于下达逐客令。校长挂印而去，辗转北平。
北京大学的大门向来欢迎异端。蔡元培欣赏他的胆识，破格请进哲学系。但课堂里头，每谈到“生理卫生”“婚姻自主”，台下便有人交头接耳，窃笑不已。张竞生偏要穷追猛打，甚至发动学生下乡调查风俗，统计嫁娶年龄与生育间隔。大量问卷堆满办公室，他据此撰写《性史》，用大开本、白话文，把中国人的闺房秘密呈现在日光下。此书上市三日售罄，第五日即被谴责“败坏风俗”，第十日出现盗版，淫秽插图混杂其间，骂声与销量齐飞。胡适公开撰文批评“方法粗鄙”，鲁迅却私下写信告诉许寿裳：“此公思想，恐要到两三百年后才有人懂。”两位文化巨擘的分歧，让《性史》的命运更加波诡云谲。

书籍风波未息，爱情自由的炸点又被引燃。1927年秋，北大助教谭熙鸿迎娶陈璧君两位妹妹。礼花刚响起，一纸《爱情法则》悄然流出，署名张竞生：一，恋爱不受门第拘束；二，婚姻必须随性而终；三，男女皆享身体自主；四，离合无须旁人裁判。陈璧君勃然：“此人是公敌！”而在茶馆里，有人却讥笑道：“自己家里三番五次翻船，还谈什么法则？”张竞生没有辩解，只说：“理想常先于实践，路总得有人先走。”
风口浪尖过后，他离开北大，漂泊上海，再度赴法。译书、写诗、做编辑，日子虽拮据，却依旧坚持“科学救国”的执念。抗战全面爆发，他回乡主持筑路、修圩、推广水利，身影常见于田埂与工棚之间。有人问他为何不再写性学文章，他摇头：“泥巴比纸张更需要我。”

新中国成立那年，他六十一岁。缺少荣誉，亦缺少怨言。老家饶平县的乡亲至今还念叨，当年要不是他四处奔走，山里可能到今天都没通公路。至于《性史》，出版不久即被查禁，市面只剩残页。可几十年后，国内外研究者再度翻检那本旧书，才发现其中不仅有大胆图示，更有对多子主义的冷峻反思、对女性生育权益的维护、对恋爱自主的理性论证。若将其与当时世界性学研究的进展对照，可知他并非离经叛道的怪人，而是踩在全球学术浪潮前端的异乡行者。

遗憾还是留下。个人感情的反复让批评者抓住了软肋，他也常在信中自省“情爱未遑周全”。然而，正因为不完美，才见得立场的珍贵——把性从道德桎梏抽离，用理性与科学讨论，这是他毕生奔走的原因，也是他屡屡被误解的根源。
“先生，真不惧骂名？”曾有学生在胡同口追问。张竞生停步，答得轻：“骂名也是声名，若能留住一点光，后人或许会用得上。”说完，他提着书篮，步入夜色。如今旧日街巷早已翻修，那盏风中摇晃的煤油灯却像是仍在燃着，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一束微光，引他们继续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