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的副官带火漆密信找项英，陈毅好奇想看内容，顾玉良为何坚持不让看？
1937年深秋，赣粤边境的山林已被夜露打湿。三个多月前，全面抗战爆发，南方各游击区却依旧像星火般散落，在山岭间熠熠闪烁却彼此隔绝。项英和陈毅守在大庾的破祠堂里，外面是封锁线，里面是饥疮与伤病，最稀缺的却是“中央的声音”。没有电台，没有电报，一纸真正能代表党中央意志的公文，比千军万马更可贵。
就在这道望不见的沟壑将战火与延安分隔时，南京长江边的八路军办事处里，叶剑英手中那枚暗红色火漆印章闪着光。它盖下的封口，意味着任何人未经许可都不能私拆。10月初，交通员顾玉良奉命启程，护送这封火漆信南下，目标直指赣粤边。没人告诉他途中要过几道关卡，他只知道，这封信必须亲手交到项英。
沪宁路已硝烟弥漫，顾玉良换上普通商贾的长衫，从下关上船。船到芜湖，前有军警盘查，后有特务窥探，他只能在夜色中翻岸，再沿着村路转乘牛车，一路颠簸向南昌。途中数次遇到盘问，他把信藏在竹杖握把里，对外只称自己是采办药材的小贩。短短几句方言却常常救人一命，江西口音伪装得越地道，前方就少一分危险。

7日夜，他潜入南昌城北，一枚煤油灯里烤干了衣袖。接应他的老炊事员低声问：“带来了吗？”顾玉良点点头，只拍了拍手杖。那一刻，谁也不敢多言——火漆未破，任务算是活着的一半。
真正的难关在吉安。省保安司令部的熊斌部驻防当地，对“红军余部”警惕到极点。顾玉良借道入城，先去见从前同学陈洪时，寒暄未毕，窗外已起号角。陈毅闻讯赶来，军帽一掀，开门第一句：“信，是中央的吗？”顾玉良只是握紧手杖：“封口在，字条在，我得照规矩交到项司令。”

几步之外的项英面色憔悴，却依旧挺直腰板。他把烛火拉近，细看那层深红火漆。烛花跳动，陈毅压低嗓子：“让我先瞄一眼行不？”顾玉良摇头，“照章程，不行。”五个字断了所有试探，屋里霎时安静，只余火漆轻裂声。信纸展开，四条指示跃然其上：立即整编、统一番号、向皖南集结、归新四军军部指挥。字迹遒劲，是延安传来的最终命令。
这纸薄薄的命令，对南方红军游击队而言，是一座桥。桥的那头，是叶挺正在汉口太和街26号筹建的新军部；这一头，是各山头苦守三年尚未覆灭的队伍。山林里的粟裕、叶飞、傅秋涛、高敬亭先后收到电告，一支支人马开始沿着秘密交通线往北挪移。有人挑粮，有人扛枪，更多的是背着弹药和医药的稚嫩新兵。他们不走大路，绕村避寨，用夜色做外套，一寸一寸把自己交到皖南的岩寺集结地。

整编的进度远没有命令写得干脆。沿途关卡、友军借道、地方保安团的盘问，都可能让小分队灰飞烟灭。陈毅后来回忆，与熊斌交涉时，“每一句都像在刀尖上走路”。他得让对方相信这群“旧日的红匪”已是国民革命军番号之内，可又不能在条款上让渡武装自卫的底线。这种拉锯在冬日的磋商桌上持续了整整两周，最艰难时，双方只剩“是否收缴全部枪械”一条还在争。
顽强的不只是谈判。闽西队伍过梅岭时，一夜大雪，战士们用破棉被裹枪，黎明继续攀行；湘赣边的通讯员干脆把电台拆分塞进竹筒，再埋进稻草背篓，翻山时人摔进壕沟，却护住了零件。有人感慨：“活着到岩寺，比打赢一仗还难。”
1938年1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新编第四军编制令》。纸面数字并不起眼：以四个支队、共一万一千余人名义编制。但名单后面，是南方八省两万多名游击队员肩负的出生死、过刀山、闯火海的履历。叶挺在军部首度点名时，只能按名单顺序念，许多熟面孔尚在路上，许多名字却已横陈荒野。

春回大地，岩寺山樱初绽。顾玉良终于把最后一份中央补充电令送至军部，他悄悄把那根藏信的竹杖削掉，丢进篝火。“该让它烧了。”身旁参谋问缘由，他笑笑：“任务完了，还留着它干啥？”那一晚，叶挺、项英、陈毅并肩立于灯下，三人谁也没说将来如何，只商量着怎样把各支队尽快投入抗日前线。
三年后，寒风凛冽的皖南，一场突如其来的军事变局让新四军再度陷入刀光血影。叶挺被扣，项英殉难，山河动荡不止。然而，当初那封火漆信中关于“团结 抗战”的四行字，已化作数十万新四军指战员的共同战号，他们从南方山林走出，又在更广阔的战场燃起硝烟，把信里那句“保存、发展、光大”掷向了更远的天空。